因被控受賄35萬元,，貴州省公安廳交警總隊車管處原副處長蔣永容第5次站上了被告席,。此前，他已經(jīng)歷貴陽市南明區(qū)法院兩次一審,、貴陽中院兩次撤銷判決并發(fā)回重審。
2018年4月8日,，蔣在第二次重審中稱,，此前有罪供述屬刑訊逼供的非法證據(jù)，要求法庭排除,。南明區(qū)檢察院偵查人員一口否認,，被告辯護律師周澤反問：“證人，你敢當庭發(fā)誓嗎,？如果說假話,，全家死光光,。”審判長當即制止,，并稱“這是唯心主義的”,。
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國家依法審判各類案件的專門場所，訴訟參與人的一言一行,，都必須符合訴訟程序和法庭規(guī)則,。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19條及120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在證人出庭作證前應當告知其如實作證的義務(wù)以及作偽證的法律后果,，并責令其簽署保證書”,，“證人拒絕簽署保證書的，不得作證,，并自行承擔相關(guān)費用”,。也就是說，證人只需簽署保證書即可,，并沒有當庭發(fā)誓的法律義務(wù),。
其實，簽署的保證書也多是“制式”的內(nèi)容,，如“我作為本案的證人,，保證向法庭如實提供證言。如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愿負法律責任,，特此保證”等?！叭绻f假話,，全家死光光”，則遠遠超出了法定宣誓和保證范圍,，只能劃到“毒誓”一類,，不僅沒有任何法律效力，更因為這種措辭的犀利,，以及潛在的威脅語氣,，有影響庭審秩序之虞，法官當庭制止合法合情,。
但是,，回到特殊的案件情境之中，卻也不難理解辯護律師的情急和無奈,。首先,，在原審和重審過程中，法庭僅憑借當事人的“有罪供述”和多次變動的行賄人證言定罪量刑，有違刑訴法第53條“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jù),，重調(diào)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jù)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等規(guī)定。?
其次,，一些被法庭認定的重要證據(jù),，也還存在若干瑕疵。比如,，蔣永容2014年1月23日在貴州修文縣看守所的供述,，同步的錄音錄像只有畫面，沒有聲音,。這明顯與最高法《關(guān)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中“未依照法律和有關(guān)規(guī)定對訊問過程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取得的供述,，應當予以排除”的規(guī)定相違背。為何原審和二次重審均認定證據(jù)收集合法,？作為辦案人員,，難道不曉得非法證據(jù)“毒樹之果”會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嗎？
再看蔣永容1月22日在南明區(qū)人民檢察院時的筆錄,。在原審時,，這份筆錄曾由于“被拘傳之前曾長時間訊問，不能排除因其精神受到壓制而作出了有罪供述的情形”被排除,，重審法院卻予以認定,，原因是“當日檢察院的拘傳手續(xù)、視頻材料,、筆錄材料相互印證,，法律手續(xù)齊備，訊問地點等程序均合法”,。問題在于長時間訊問是否存在,。《刑事訴訟法》明確要求,，“訊問應當保證嫌疑人必要的休息時間”,。最高法曾在吳毅、朱蓓婭貪污一案中指出,，這種行為已足以迫使嫌疑人,、被告人違背其意愿供述，是一種“變相肉刑”,，應認定為“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此情況下獲得的有罪供述屬于非法證據(jù)。
雙方爭議的刑訊逼供不僅于此,。蔣永容表示,，在看守所時曾受偵查人員威脅，致手肘處點狀擦傷,。想讓偵查人員自證其罪,，當然難度很大。4月3日再次重審時,，幾名辦案人員均表示未對蔣永容進行刑訊逼供,，至于相關(guān)具體細節(jié)，則“時間太長,，記不清楚”,。在8日的重審中，有關(guān)偵查人員又一口否認,。
全程錄音錄像有瑕疵而被視而不見,，是否長時間訊問存疑，被告?zhèn)谠缫讶?，辦案人員面對質(zhì)疑又拒之千里,，難怪辯護律師出此“發(fā)誓”的下策。
定罪量刑要靠證據(jù)說話,。但是,，被告人在訴訟架構(gòu)中處于弱勢，舉證非法證據(jù)有先天不足,。在查明個案真相,、主持公道正義的同時，還應盡快立法確立“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如此既能更有力地打擊刑訊逼供,，又可規(guī)制辦案過程，摒棄非法證據(jù),，也少些發(fā)毒誓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