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被訴行政機關舉證的證明標準

對主張履行證明責任應達到的證明標準的問題,，在刑事訴訟、民事訴訟還是在行政訴訟中都是在明確證明責任的分配的基礎上會遇到的問題,，其主要作用是明確在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對主張的待證事實舉證證明待證事實客觀存在應當達到的標準,，讓裁判者從法律事實角度認定主張的待證事實是否存在，司法的邏輯是個典型的三段論,，即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大前提為法律規(guī)定,，小前提為認定的事實，證明標準的問題也是在解決小前提的問題,，即事實認定的問題,。

縱觀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相關規(guī)定可以看出《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都在明確舉證責任分配的基礎上對證明標準做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

《刑事訴訟法》第51條規(guī)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上述規(guī)定將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了檢察院和刑事自訴人,，在前述基礎上,，《刑事訴訟法》第55條規(guī)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法,；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法。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以排除合理懷疑。據第55條第2款第3項的規(guī)定,，我們可以明確刑事訴訟中檢方和刑事自訴人舉證應當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guī)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據上述規(guī)定,，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主張事實負舉證責任為原則,，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為例外,。關于民事訴訟中證明標準的問題，則散見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的相關司法解釋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08條規(guī)定：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定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對一方當事人為反駁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認為待證事實真?zhèn)尾幻鞯?，應當認定該事實不存在,。法律對待證事實所應達到的證明標準另有規(guī)定的，從其規(guī)定,。該司法解釋第109條規(guī)定：當事人對欺詐,、脅迫、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以及對口頭遺囑或者贈與事實的證明,，人民法院確信該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民事訴訟中負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對主張的待證事實的存在舉證證明應當達到的標準以高度蓋然性存在為原則，以排除合理懷疑為例外,。

就行政訴訟而言,，《行政訴訟法》第34條規(guī)定：被告對做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guī)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視為沒有相應證據。但是,，被訴行政行為涉及第三人合法權益,，第三人提供證據除外。
該法第37條規(guī)定：原告可以提供證據證明行政行為違法的證據,。原告提供的證據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舉證責任。
從《行政訴訟法》的上述規(guī)定可以看出,，在行政訴訟中,，法律的規(guī)定將證明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了被訴行政機關，即無論原告即行政相對人提出被訴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違法的證據與否,，被訴行政機關都應當對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予以舉證證明,。而關于行政訴訟中，被訴行政機關證明被訴行政行為提供證據舉證應當達到的證明標準的問題,，與此相關的規(guī)定有《行政訴訟法》第69條：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請被告履行法定職責或給付義務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該法第70條規(guī)定：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并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處行政行為：（一）主要證據不足的,；（二）適用法律,、法規(guī)錯誤的；（三）違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職權的,；（五）濫用職權的；（6）明顯不當的,；除上述規(guī)定外,，《行政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的解釋》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無其他與被訴行政機關證明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舉證應當達到的證明標準作處規(guī)定,。

雖然法律關于行政機關被訴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舉證應當達到的證明標準沒有明確規(guī)定,，但是也不是沒有規(guī)定。

結合《行政訴訟法》第70條的判決撤銷被訴行政行為的法定情形的第1項即“證據不足”,、第69條規(guī)定的“行政行為證據確鑿”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被訴行政機關對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舉證的證明標準是有要求的，這個要求就是“證據確鑿”只是行政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未像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把該問題予以明確,。

我們該如何來理解《行政訴訟法》所規(guī)定的“證據確鑿”呢？

這個所謂的“確鑿”如何界定,？從該二字的文義來看,，確鑿即確實、真實,，而確實,、真實也是一個主觀性的判斷，需要裁判者予以解釋和價值衡量,。結合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關于證明標準的規(guī)定分析,，可以認定證明標準基本可以分為排除合理懷疑和蓋然性優(yōu)勢兩種，行政訴訟的證明標準是否應當是這二者之一還是是這二者之外的另外的證明標準,？筆者認為應當是這二者之一,，應當是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還是蓋然性優(yōu)勢的證明標準呢？

應當是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理由有三：

首先,，從被訴行政行為的目的來看，一個行政行為被訴至法院往往都是涉及剝奪行政相對人財產權利或者對行政相對人的人身自由等權利進行限制,，而上述事項對行政相對人而言都事關重大,，因此在行政機關對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舉證時，應當偏重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利益,，將行政機關舉證的證明標準盡可能的提高,，應采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具有必要性,。

其次，從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在行政行為中的地位分析而言,，行政機關作為國家公權力機關,，是在代表國家行使執(zhí)法權，其無論是從財力,、人力,、物力、對知識等的控制和掌握通常情況下都遠遠超過行政相對人,，將被訴行政機關的證明界定為排除合理懷疑具有合理性。

最后,，我國現在建設法治國家,、黨中央一直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對“證據確鑿”界定為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不僅僅是符合行政訴訟法立法的目的更是符合“把權力關進籠子”的要求,。

在行政訴訟中,，被訴行政機關證明其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所提交證據的證明標準應當為排除合理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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