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的存在,，就是在追尋自身職業(yè)利益的過程中,，去努力維護包括你我在內每一個都有可能成為“壞人”的人的合法權益。

律師為什么要替“壞人”辯護,？這是一個令人疑惑且很難回復的問題,。

出自樸素的認知觀，大眾總認為,，“壞人”受到法律懲罰是罪有應得,，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開脫”,。律師替“壞人”辯護,，無異于“助紂為虐”。的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人們有理由期盼“壞人”被繩之以法,。不過,，這只是正義的一個方面，即實體正義,，還有一種大眾沒有重視的正義叫程序正義。

從程序上來講,，未經人民法院審理和判決,，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換言之,，在司法機關宣判有罪之前,，“壞人”只能叫犯罪嫌疑人,。同時，無論他們是不是壞人,，他們的權利,，包括辯護權，自然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然而,，司法過程是一項專業(yè)性很強的工作，普通人很難搞清楚司法救濟的程序與法律制度的內涵,。這個時候,，特別是在刑事程序中，律師的辯護就顯得非常必要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喬治·薩瑟蘭曾經感慨說,，“沒有律師代理，被告人就算完全無辜,，也有定罪之險,，因為他不了解證據規(guī)則，無法判斷指控成立與否,，也不懂得如何作無罪辯護,。”

實際上,，對于律師來說,，被告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在法律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告人是否是自己的當事人,。律師的任務,，就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在法律范圍內最大限度爭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由此，律師替“壞人”辯護,，不存在法律正當性的障礙,，也完全符合律師職業(yè)道德。那種認為“律師為壞人辯護,，所以律師也是壞人”的觀點,，其實是模糊了律師職業(yè)道德與普通社會道德的界限,，將社會道德綁架到律師身上，并企圖使律師超越職業(yè)道德去追求社會道德,。

如同真正的罪犯不一定站在被告席上,，站在被告席上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罪犯。現代司法理念,，強調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共同重要,。“寧縱勿枉”,，即寧可放縱一個壞人,，而絕不能冤枉一個好人，成為裁判的基本邏輯,。讓壞人逍遙法外,，是人們不愿意看到的，但讓一個無辜的靈魂蒙受不白之冤,，是人道主義的一場災難,，更是正義實現的一種恥辱。那么,，對于這些被當成“壞人”的好人來說,，律師的辯護作用就顯得不可或缺。

從制度設計來看,，我國法律對公訴機關雖然也作出了要重視無罪,、罪輕證據的規(guī)定，但公訴機關的追訴性質決定了他們更注重有罪,、罪重的事實和證據,。因此，現代的訴訟制度設計了法官居中中立,、訴辯平等對抗的訴訟架構,。與控訴權相對應，為了保證訴訟架構平等的實質化,，被告應具有足夠的辯護權,，因為代表國家追訴的公訴權力量天然強大。由此,，被告人不僅享有自行辯護的權利,，也享有他人辯護，尤其是律師提供幫助的權利,。甚至在某些國家,，還確定了對未成年人，盲,、聾,、啞等殘疾人，有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且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給予律師辯護的法律援助制度。

律師的辯護,，不僅在于同控訴方形成一種訴訟對抗關系,，防止對犯罪的指控成為一種潛在的犯罪認定，而且律師的辯護意見往往會為法官審判提供參考,，防范冤假錯案,，促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建立。在近年來司法機關糾正的一批冤假錯案中,，比如趙春華案,、聶樹斌案、陳滿案,、錢仁風案等,，律師都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律師為“壞人”的辯護,，獲得了行業(yè)乃至全社會的關注和認可,。在這些案件最初處理的過程中，辯護律師對關鍵證據提出了一些質疑,，有的還進行了無罪辯護,。如果當時律師的辯護意見得到充分的尊敬和采納，這些冤假錯案就有可能避免,。

一部刑事訴訟的歷史,，就是一部辯護權不斷得以擴大的歷史。一個國家能不能容忍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辯護制度和接受辯護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這個國家的文明與法治程度,。退一萬步說，即便被告人是一個真正的壞人,，他的辯護權都值得認真保護,。律師，不是正義的化身,，也不是邪惡的代名詞,，他們只是一個普通的職業(yè)。他們的存在,，就是在追尋自身職業(yè)利益的過程中,，去努力維護包括你我在內每一個都有可能成為“壞人”的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