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16年6月周某畢業(yè)以后,與某快遞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成為快遞公司一名分揀員,。2017年3月10日下午,在一次分揀作業(yè)過程中,周某發(fā)現客戶包裹中有一款自己喜歡的新款智能手機,該款手機售價8300元,由于自己的收入微薄難以購買,于是他趁現場監(jiān)管人員不注意,在監(jiān)控盲區(qū)將該手機竊取,。快遞公司負責人發(fā)現手機丟失后迅速報警,警方通過偵查摸排,最終鎖定周某具有重大嫌疑,并對周某展開調查,由于周某一直將手機帶在身上,警方在周某身上搜出了被盜手機,并在其家中搜出該手機的充電線和附帶發(fā)票,周某對竊取事實供認不諱,。
分歧意見:對周某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周某已經與快遞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屬于公司的職工,具有職務侵占罪主體資格,。周某利用自己分揀快遞的職務之便,將本單位財物據為己有,契合職務侵占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同時,周某竊取的手機價值8300元,符合“侵占的財物必須達到數額較大”這一條件,因此周某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基于快遞公司與客戶簽訂的快遞合同,可認為客戶委托快遞公司保管該手機,周某作為快遞公司分揀員合法占有該手機,但是周某又以非法占有該手機為目的,變合法占有為非法占有,且拒不退還手機,屬于對保管物的非法侵占,因此周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作為快遞分揀員,周某在工作過程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趁監(jiān)管人員不注意,將該手機以秘密竊取的方式據為己有,且該手機價值較大,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
評析: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本案中,侵犯的客體都是財產權利,主體已經達到完全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單位成員身份,行為人主觀上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因此從客體,、主體和主觀方面來判斷,尚不能準確區(qū)分罪名,仍然需要對客觀方面進行分析和判斷,。
首先,職務侵占罪的客觀方面是利用“職務之便”,將本公司的財物非法占有。職務侵占罪中的“職務之便”是指履行職務過程中,利用對本單位財物主管,、管理,、經營、經手的便利,也就是說行為人對該財物達到了實際上的控制,即行為人能夠獨立代表本單位對該財物進行占有和處分,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行為人對財物的接觸,否則該罪名會被盲目地進行擴大解釋,既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又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不利于刑法實現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結合本案案情,周某雖然是快遞公司分揀員,且在工作過程中竊取該手機,但是作為快遞分揀員,工作車間裝有高清監(jiān)控,而且在工作過程中有專門的監(jiān)管人員,周某只需要進行快速分揀工作,不需要也沒有達到實際上的獨立占有,此時真正占有該財物的應當是快遞公司的主管人員或現場監(jiān)管人員,因此不能將周某分揀快遞的工作視為周某對快遞的占有,排除職務侵占罪的成立,。
其次,侵占罪的客觀方面是將為他人保管的財物或者他人遺忘物、埋藏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且拒不歸還,簡言之,本罪的行為特征主要是變合法占有為非法占有,數額較大且經權利人主張歸還而拒不歸還,。對于周某是否占有該財物,如前所述,周某并未獨立占有該財物,。周某在高清監(jiān)控和現場監(jiān)管人員的監(jiān)督之下進行工作,并且在一個封閉的工作空間當中,周某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無需也不可能獨立占有該手機。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某只能看作是快遞公司主管人員的“占有輔助人”,協助真正的占有人——快遞公司主管人員占有該財物并進行分揀工作,如此看來,在該案中周某的行為并不存在變合法占有為非法占有的空間,排除侵占罪的成立,。
最后,盜竊罪的客觀方面是多次竊取,、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或者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該罪的主要行為特征是秘密竊取公私財物,。該手機是基于客戶與快遞公司簽訂快遞合同,委托快遞公司運送并保管,此時快遞公司主管負責人員才是該手機的合法占有者,而周某作為“占有輔助人”,在進行分揀作業(yè)的過程中,趁監(jiān)管人員不注意以非法占有目的將手機秘密竊取,且手機價值較大,完全符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方式,因此應當認定周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