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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民事訴訟中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經歷了若干的立法改革,,從 1982 年《民事訴訟(試行)》所確立的全面職權調查取證制度到 1991 年《民事訴訟法》確立的有限職權調查取證制度,再到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進一步細化和限制法院調查取證,,可見我國民事訴訟的調查取證權制度朝著不斷弱化法院調查取證權,,強化當事人調查取證權的方向發(fā)展。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應當完全取消法院調查取證權,。但是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民事糾紛日益增多且紛繁復雜,由于過分地強調當事人調查取證,,而當事人調查取證權缺乏相應的保障機制,,使得部分當事人因舉證不能而不得不承擔敗訴的后果,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降低了法院的公信力與權威性,,申訴、上訪現(xiàn)象不斷增多,?;趯@些問題的反思,筆者認為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在現(xiàn)階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不應該過分弱化甚至取消,,而是結合我國國情,重新定位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理性認識法院調查取證權存在的合理性,,針對實務運行中出現(xiàn)的問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合理配置法院調查取證權,。
主要創(chuàng)新觀點:
筆者基于當前保留說與取消說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學說,展開了對法院調查取證權的一些思考,,認為現(xiàn)階段,,我國法院調查取證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完全取消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不符合我國的現(xiàn)實國情。借助于實務中相關案例,,論證了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通過分析現(xiàn)行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存在的問題,將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置于訴訟模式轉化的社會背景之下,,以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兩種理念的平衡為切入點,,提出了完善我國法院證據調查取證制度與當事人調查取證制度的一些構想。
以下正文:
一,、法院調查取證權的理論爭議
從我國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的立法演變中,,可以看出,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當事人的調查取證權得到了強化,,并且不斷限制法院的調查取證權。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向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轉化的大背景下,,民事訴訟理論界圍繞法院調查取證權的存與廢,,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這場論戰(zhàn)中,,有的學者主張繼續(xù)保留法院調查取證權,有的學者主張取消法院的調查取證權,。筆者認為贊同保留說,,認為鑒于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的合理性,我們應當繼續(xù)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但是,,保留并不意味著過分強調法院的調查取證權,而是在保留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限制,。
(一)取消說
持取消說的學者們認為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存在缺陷,而且當前的民訴證據收集制度改革方向是不斷強化當事人主義,,賦予當事人充分的調查取證權,,那么法院的查證權就應當取消,法官應當效仿英美國家,,充當獨立的中立者的角色,,不參與證據的調查收集。正如有關學者所言“若法官參與調查收集證據,,一方面,,法官不可能收集對雙方都有利的證據,必然是對一方有利,,對另一方不利,,這樣就易使當事人認為法官有偏向,,對審判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另一方面,,從審判心理來講,,法官必然傾向于自己所收集的證據,而把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放在第二位,?!?/p>
(二)保留說
持保留說的學者們認為應當在合理范圍內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完全效仿英美法系國家,,取消法院的查證權,,并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我國缺乏英美法系國家完善的當事人取證程序保障制度,,而且可以看到英美法系國家也在進行積極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法官在證據收集方面的權力。田平安教授認為:考察訴訟法制史,,提供證據無外乎兩種方式,,一種是當事人收集,另一種是當事人與法官共同收集,。第二種方式又分為兩種情形:一是當事人提供收集證據為主,,法官收集證據為輔,二是法官全面客觀地調查收集證據,。對于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他認為,民事訴訟的目的決定了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要對證據有所作為,;民事審判權的本質決定可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證據問題也應該太超脫,;法院適度的查證完全與我國現(xiàn)階段的國情相吻合;法院在一定限度內收集證據的做法在國外也不乏先例,。這兩種提供證據的方式,,我國現(xiàn)實國情到底適合哪一種,我們不能憑著對某一理念的推崇而盲目選擇,,而是應該仔細考察當前我國的國情,,將我國民事訴訟法院調查取證權放到整個社會轉型期的背景下進行深入的分析,理順現(xiàn)行制度運行中的問題,,做出合情合理的理論探索與制度選擇,。完全效仿英美法系國家,進行我國的證據收集制度改革,,與我國的國情不相符,,與現(xiàn)行的其他訴訟制度存在沖突。對于兩種學說,,筆者贊同保留說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不能因為法院調查取證權存在風險和問題,,就完全抵制它、否認它,,而是應該考慮到其存在的現(xiàn)實合理性,,加以適當的運用。如果運用恰當,,非但不會扭曲反而會更充分地發(fā)揮法院的功能,,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而在運用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權力行使的“度”,。必須尊重規(guī)則,接受程序約束,,時刻警惕濫用此權力,,將其置于一定的范圍、時間,、案件以及社會需求上加以考慮和運用,。目前推行完全的當事人舉證制度還缺乏現(xiàn)實的土壤,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法院調查取證權的理論爭議
(一)存在的合理性
1、我國是一個講求情理的國家,,普通民眾對司法的期待往往不是合乎法律內在的標準,,而是社會正義、合乎情理,、客觀事實清楚等外在于法律的標準,普通民眾對實體正義的訴求根深蒂固,。 在事實發(fā)現(xiàn)領域,,法院保持中立,不參與證據的調查收集,,這樣的做法符合程序正義的理念,,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這樣一個現(xiàn)實:在一些訴訟中由于雙方當事人訴訟能力不平等,,調查收集證據能力的懸殊往往使一方當事人處于弱勢,,難以提出證據,而此時如果法院嚴守中立并依據證據規(guī)則判決,,本應當勝訴的當事人就可能承擔敗訴的后果,,實體權益得不到保護。因此,,取消法院調查取證權,,不利于事實的發(fā)現(xiàn),,可能損害實體正義,進一步背離了人民對司法的期待,,與追求實質正義的民眾相抵牾,。莫兆軍法官依據證據規(guī)則做出的判決,在事實真相不明的情況下“機械司法”,、“一判了之”,,損害了張坤石夫婦的實體權益,忽視了實體正義,?;诔绦蛘x的理念,應逐步強化當事人的調查取證權,,削弱法院的查證權,,而從對實體正義的推崇,又不能完全取消法院的查證權,,其仍有存在的合理性,。
2、民事訴訟的特殊性,,民事訴訟中給予法官一定的調查取證權,,也是基于民事訴訟的特殊性。民事訴訟的特殊性體現(xiàn)在民事訴訟的目的和民事糾紛的特點以及民事訴訟的公權性質等方面,。民事訴訟的目的之一是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維護公民權益,促進社會正義,。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是民事訴訟正當性的必然要求。因此,,發(fā)現(xiàn)真實作為民事訴訟的目的,,客觀上要求盡可能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依據事實真相做出公正的判決,。法院與當事人在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的過程中,,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實行完全的當事人調查取證,,在一定程度可能不利于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違背民事訴訟的目的。 “民事訴訟的目的決定了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要對證據有所作為,?!狈ㄔ赫{查取證在事實的發(fā)現(xiàn)領域,承擔著重要的角色,賦予法院這項權利,,有利于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做出公正的判決。因此,,基于民事訴訟這一目的,,適當保留法官的查證權,有其必要性,。當今世界,,很多國家也面臨著這一問題:在過分追求當事人主義的同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實真相的缺失,,也影響了判決的公正性,。如法國《民事訴訟法》第 179 條規(guī)定:“為親自查證有爭議的事實,法官得在各方當事人到場或者傳喚當事人到場的情況下,,對案件的任何方面的事實親自進行審查,。如有必要,法官得親臨現(xiàn)場,,進行其認為必要的驗證,、評定、判斷或行為復演,?!?/p>
另一個方面就是民事糾紛的特點,民事糾紛具有多,、繁,、雜的特點,而且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提高,,逐步擺脫了厭訴,、息訴的思維定勢,更多的人們愿意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造成了民事糾紛案件數量的不斷增加,。目前,我國審判資源還不充足,,如果法官一味地消極裁判,,往往造成拖延訴訟,、申訴增加,、訴訟效率低下的現(xiàn)象。并且現(xiàn)代民事糾紛中出現(xiàn)了一些復雜特殊的案件,,案情復雜,,專業(yè)性較強,普通人難以發(fā)現(xiàn)這些特殊的證據。我國民事訴訟法已經對一些特殊的案件做出了舉證責任倒置的規(guī)定,,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雙方當事人訴訟能力的不平衡,。但是,民事糾紛紛繁復雜,,并不止于這幾種,。在一些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復雜案件中,,法院的調查取證權尤為重要,。域外國家也有類似規(guī)定,如日本民事訴訟法針對一些身份關系案件,、環(huán)境污染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等,,作出了特殊的證據收集規(guī)定, 規(guī)定法官可以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證據,。
民事訴訟的公權性質,。民事訴訟是兼具公權和私權性質的訴訟。民事訴訟的公權性質要求國家公權力介入私人紛爭,,并進行有效地干預,。私權性質決定了當事人獨立的訴訟地位,法院不能干預過多,,否則違背了法院中立和公正的原則,;另一方面民事訴訟的公權性質,要求法院不能過于被動,,而是實行有限的干預,。民事審判權是作為國家審判權的重要部分,職責在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解決糾紛,,保證訴訟的正常運行。當事人的舉證行為,,并不能完全地達到解決紛爭的目的,,法院調查取證權的合理行使,可以彌補這一不足,,從而使民事審判權職責得以落實,。
3、當事人訴訟能力
當事人平等原則必然要求當事人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承擔平等的訴訟義務,,要求法院保護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行使,履行訴訟義務,。持取消說的學者認為法院行使調查取證權使法院承擔了一方當事人的舉證義務,,必然破壞雙方平等的攻防地位,違背了當事人平等原則。我們不能否認這種說法的合理性,,但是,,筆者認為這里涉及一個前提條件:當事人雙方原本就處于平等的對抗地位,在這種條件下,,法院調查取證權可能造成訴訟地位的不平等,。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當事人因經濟水平,、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距,訴訟能力不可能完全平等,,訴訟能力的不平等可能造成導致當事人不能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也就是說在前提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必然要求法官有所作為來平衡當事人的訴訟能力,,恢復平等的攻防地位,。在缺乏前提的情況下,法院的職權介入不僅沒有違背當事人平等原則,,反而是平等原則必然要求,。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在證據調查收集方面,,主要體現(xiàn)為當事人收集證據的能力,。因此,在訴訟中,,必然存在著當事人收集證據能力不平等的情況,。當事人調查收集證據的能力往往決定了證據的質量、效力以及效率,。
一些處于弱勢地位的當事人可能因為缺乏證據收集能力,,無力舉證而承擔敗訴的后果。因此,,在證據調查領域,,為了平衡雙方的收集證據能力,應當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從而維護處于弱勢地位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官應當如何為當事人著想,?如何對當事人提供幫助,?法院的訴訟是一個人的訴訟還是一個非法律人的訴訟?對于那些沒有律師不會寫訴狀又不會收集證據的當事人,,法官有無任性關懷的義務,?法律關懷的職責是什么?”
4,、現(xiàn)實國情
我國的現(xiàn)實國情,。任何一種制度的運行,必須有現(xiàn)實的土壤,。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否則任何理論都只是空中樓閣,收不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法律領域尤為如此,。民事證據收集制度推行完全的當人舉證制度,取消法院調查取證制度,,不符合我國的實際國情,。證據收集制度的建立應當符合我國的具體國情。我國的現(xiàn)實國情主要包括社會發(fā)展不平衡,、法律制度不完備等方面,。發(fā)展不平衡。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總量的70%左右,,經濟與文化發(fā)展不平衡,城鄉(xiāng)發(fā)展不平衡,,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導致了公民的整體教育程度較低,區(qū)域以及城鄉(xiāng)居民之間在文化水平,、經濟能力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
存在著很大的比例的弱勢群體,尤其是在經濟落后的農村地區(qū),,這部分人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識,,經濟能力較弱,當涉及到糾紛時,,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濟能力去調查取證,,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即使法律賦予了其充分的調查取證權,,對他們而言,,也沒有任何實質保障作用。對于所存在的問題,,張榕學者在《事實認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民事訴訟為中心》一書中,,通過對實務中當事人調查取證過程中,一些案例和數據的收集,,總結了當事人調查取證的一些問題,。在很多情況下,,當事人取證權沒有有效的權利行使保障機制,農村人口法律意識淡薄,,造成了“城市規(guī)則”在農村運用過程中的水土不服,。因此很多基層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仍然沿用傳統(tǒng)的職權處理模式,對于新的證據規(guī)定所確立的制度則擱置不用,。她在書中這些問題歸結為兩個因素:當事人權利行使制度的不完備與法律調查取證權的過分弱化,。她認為法院調查取證權的過分弱化壓制了司法能動性發(fā)揮,造成了司法僵化的現(xiàn)象,,進而對一直倡導的當事人調查取證權的行使造成了阻礙作用,。因此,在當前這種發(fā)展不平衡的格局短時間難以改變的情況下,,法官的調查取證權有助于解決存在的問題,,應當保留。法律制度不完備,。
完全取消法院的調查取證權,,推行純粹的當事人調查取證制度,在我國還缺乏完備的配套制度,,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當事人取證權利缺乏必要的保障制度,。近年來,,當事人的調查取證權利不斷得到強化,訴訟地位日益提高,,但是對于查證權仍缺乏有效的程序保障,。目前的法律規(guī)定與強化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的改革潮流并不匹配。在弱化法院職權查證,,賦予當事人調查取證權利的相關法律規(guī)定中,,對于當事人獲取證據的手段及其對應的權利保障制度卻沒有做出任何立法規(guī)定。當事人因為缺乏必要的調查手段,,得不到有關機構的協(xié)助,,使得取證之路難上加難。取證遇到阻礙時,,也沒有規(guī)定相應的救濟機制,。例如,調查對方當事人的所持有的證據有時候就必須通過公安機關來調閱資料,,普通的當事人往往能難得到公安機關的協(xié)助,。但是很多當事人往往沒有證據證明當事人持有,而導致取證不能,。
有學者批評到:“在審判方式改革的浪潮中,,在增加當事人舉證義務的同時,,卻沒有賦予當事人相應的調查收集證據的手段。當事人訴訟權利和義務的之間的不協(xié)調,,在審判實踐中帶來的客觀結果就是:事實真?zhèn)尾幻鞯牟门性黾恿?。當事人和一般的民眾對法院能否實現(xiàn)司法正義,肩負起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使命產生懷疑,。”26其次,,沒有完善的律師代理制度以及律師取證的尷尬地位,。在建立并合理運行一項制度的同時,必須有相關制度和規(guī)則的配套,,因為在結構完整的法律系統(tǒng)中,,各種制度規(guī)則是相互依賴的。
(二)限制的必要性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29法院調查取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職權主義模式所存在的弊端,對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不加限制,。職權主義色彩濃重的傳統(tǒng)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嚴重忽視了當事人的舉證權,違背法院中立原則與當事人平等原則,,削弱了當事人參與調查舉證的積極性,,并且沉重的查證負擔也造成了訴訟拖延、訴訟效率低下等后果,。因此,,理性定位法院調查取證權,不能忽視傳統(tǒng)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的缺陷以及帶來的負面效果,。而且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程序正義、當事人主義等現(xiàn)代民事訴訟理念也要求限制法院的調查取證權,。當事人平等原作為訴訟的基本原則,,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中有平等的訴訟地位、享有平等的權利并且承擔平等的訴訟義務,。
而法院如果過度行使調查取證權,,可能傾向于一方當事人,破壞這種平衡狀態(tài),,動搖當事人平等的基本原則,。法官的中立原則是法官行使權力必須遵循的基準性原則,,它要求法官在訴訟中,平等地對待雙方當事人,,不偏袒任何一方,,同當事人保持同等的訴訟距離。而法官濫用法院調查取證權,,可能先入為主,、影響中立性。程序正義也要求法院在行使調查取證權的過程中,,不能一味地追求實體正義,,不加限制地調查取證。由于我國長期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tǒng),,在現(xiàn)階段強調程序正義意義重大,。因此,結合傳統(tǒng)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的弊端與目前我國的改革方向,,我國法院調查取證權,,既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限制的必要性,。
配置我國法院調查取證權,,應該把力求做到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均衡,弱化但不能取消,,行使但不能濫用,。在證據調查收集方面,當事人調查收取證應當居于主要地位,,發(fā)揮主要作用,,而法院調查取證則起輔助作用。法院并不是對所有的證據事項都有權調查取證,,只有某些特定事項屬于其范圍,。為了避免法官濫用調查取證權,必須做出嚴格的程序規(guī)定,、行使條件,、證據質證規(guī)則以及當事人救濟機制。法院調查取證是有條件,,有范圍的,,只有必要時,才可以調查收集證據,。在涉及公共性,、程序性事項的證據時,法院的調查取證應該具有主動性,。而對于實體性事項,、私權利事項所涉及的證據,,法院的調查取證的啟動,應當具有被動性,?!爸挥挟斒抡卟拍軌虬褷幾h的事項導入程序并判斷法院是否有必要對此作出決定,同時當事者有權要求法院作出決定,;作為程序規(guī)范,,法院自身不得考慮當事者雙方都未提出的事實,且不得根據自己的判斷主動收集或審查任何證據,?!?/p>
法院在必要時可以調查收集的證據主要有以下幾類: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的,;涉及與實體正義無關的程序性事項,;涉及需要鑒定的,;宣告失蹤,、死亡等非訴案件。對于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證據,,法院應當調查收集,其他國家對于此類證據一般也采用職權探知主義,,而一般的糾紛所需的證據,,則不能主動調查,由當事人自己舉證,。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審判權的行使必然要求法官維持訴訟的正常進行,而一些與實體無關的程序性事項可能阻礙程序的運行,,因此,,法院有職責調查取證。因此法官依職權主動調查的證據嚴格限制在程序性事項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范圍之內,,對于涉及實體事項的證據,,法院無權主動調查取證。涉及實體性事項的證據,,法院的調查取證具有被動性,,并且范圍有限。只有當事人提出申請,,并且符合法定的情形,,法院才可以啟動調查取證。
三,、完善我國調查取證制度的構想
法院調查取證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當前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在實際運行中,,出現(xiàn)了一系列弊端,因此,,必須對其加以完善,,使之發(fā)揮良好的社會效果,使民事證據收集制度更加完善,。協(xié)同主義的模式,,具體到民事訴訟證據收集領域,應當是當事人與法官互相協(xié)作,,共同完成證據的調查收集,。另外,協(xié)同主義的模式的建立,,要求我們在借鑒西方制度的同時,,應該考慮到我國的具體國情,經濟的發(fā)展程度,、文化傳統(tǒng),、人口以及地理等因素。
因此,,筆者認為應該根據現(xiàn)實國情,,并且針對當前存在的缺陷,合理配置我國的法院調查取證制度,。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從屬于證據收集制度,,因此,配置法院取證制度,,必須將其至于證據收集制度的大框架之下,,對當事人取證制度與法院查證制度進行合理配置,共同完善,,優(yōu)勢互補,。只有對當事人調查取證制度與法院調查取證制度進行合理的調配,法院調查取證制度才能在實際運作中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對此,,筆者從三個方面提出一些建議。
強化當事人調查取證權的程序保障,。在當前,,我國民事訴訟改革的趨勢是弱化法院的查證權,強化當事人取證權,,把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交由當事人承擔,,法院只承擔其中一部分當事人不能獲取證據的查證義務。既然法律規(guī)定賦予了當事人查證的權利,也應當規(guī)定一定的保障措施,,保障當事人能夠在實際操作中實現(xiàn)這種權利,,能夠合法地收集到所需的證據材料,否則,,當事人的查證權只能是空談,。《證據規(guī)定》第 34 條規(guī)定:“當事人應當在取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對于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不組織質證,,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p>
完善質證制度,。當事人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的證據同當事人收集的證據一樣,需要經過庭審的質證,,并且允許當事人提出異議,,進行詢問,以確保其法律效力,。當前民事訴訟法中對于法院職權收集到的證據,,沒有規(guī)定質證中所需遵守的規(guī)范,,以至于出現(xiàn)了此類證據的質證流于形式,,某種程度上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此類證據,,筆者認為應該做出具體的規(guī)范,首先,,此類證據必須經過庭審質證的幾個環(huán)節(jié),,質證時,要嚴格按照證據規(guī)則的質證程序進行證據質證,。對于涉及國家秘密,、商業(yè)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也應當質證。法律規(guī)定這類證據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但是只是規(guī)定不公開出示,,并不代表這些證據在不公開審理時可以不進行質證。因此,,所有的證據都應當接受質證,,允許當事人提出意見,對于當事人的詢問,給予認真說明,。其次,,對于當事人有異議的證據,法院要允許當事人提出異議,,并且對于當事人的異議,,要認真審查,異議成立的,,可以重新查證質證,。異議不成立的,要向異議人說明理由,,給予明確的答復,。再次,對于鑒定結論,、勘驗筆錄,,法院應當盡可能確保鑒定人、勘驗人出庭,,以回答當事人的詢問,,保證證據的法律效力。
建立法官釋明權制度,。在很多案件中,,很多當事人由于法律知識的缺乏,不知道證據應當由自己提出或者不知道行使向法院申請查證的權利,,最后導致舉證不能,。張坤石夫婦如果事先知道對于難以獲取的證據,可以根據法律申請法院調查取證,,法院根據其申請調取證據,,敗訴的風險就可以避免。但是他們訴訟知識缺乏,,不知道更不會行使這些權利,,這就需要法官給予一定的舉證指導。所謂的舉證指導,,即是法官的釋明權,。法官釋明權是指在訴訟中,對有關訴訟事項,,向當事人詢問,,并做出解釋的權限。釋明的目的在于幫助當事人更好地行使訴訟權利,,行使舉證權利,。我國民事訴訟改革的進程中,,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在證據收集制度方面,,可以學習國外制度,,增設法官釋明權制度。二戰(zhàn)后日本在全方位引進美國法律制度的同時,,為了更好地平衡當事人主義,,設立了法官釋明權制度,收到良好的實際效果,。其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法官主動詢問當事人的主張,;而是當事人對于應當提出的事實,沒有提出的情況下,,法官應當促使當事人就某個問題進行舉證,。但是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國家的制度,而是應該根據我國民事訴訟領域的特點,,建立適合于我國的法官釋明權制度,。如何建立呢?其實對于建立法官釋明權制度,,我國已經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結語:民事訴訟證據收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不斷強化當事人的調查取證權,弱化法院的調查取證權,。理性定位我國法院調查取證權,,鑒于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保留法院調查取證權,,同時,,也不能忽略職權主義模式的弊端,合理限制法院調查取證權,。 法院調查取證權的合理配置,,需要明確規(guī)定法院調查取證權行使的范圍,、條件,、時間,建立權力的制約機制,,完善相關的配套制度,,并且結合我國國情借鑒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如何使當事人調查取證權與法院調查取證權在事實發(fā)現(xiàn)領域更好地互動,?如何更好地平衡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這些問題有待于在理論與實踐中,進行進一步的探索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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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證據制度研究及建議——以調查取證權實施為視角
內容摘要:
民事訴訟中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經歷了若干的立法改革,,從 1982 年《民事訴訟(試行)》所確立的全面職權調查取證制度到 1991 年《民事訴訟法》確立的有限職權調查取證制度,再到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進一步細化和限制法院調查取證,,可見我國民事訴訟的調查取證權制度朝著不斷弱化法院調查取證權,,強化當事人調查取證權的方向發(fā)展。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應當完全取消法院調查取證權,。但是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民事糾紛日益增多且紛繁復雜,由于過分地強調當事人調查取證,,而當事人調查取證權缺乏相應的保障機制,,使得部分當事人因舉證不能而不得不承擔敗訴的后果,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降低了法院的公信力與權威性,,申訴、上訪現(xiàn)象不斷增多,?;趯@些問題的反思,筆者認為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在現(xiàn)階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不應該過分弱化甚至取消,,而是結合我國國情,重新定位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理性認識法院調查取證權存在的合理性,,針對實務運行中出現(xiàn)的問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合理配置法院調查取證權,。
主要創(chuàng)新觀點:
筆者基于當前保留說與取消說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學說,展開了對法院調查取證權的一些思考,,認為現(xiàn)階段,,我國法院調查取證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完全取消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不符合我國的現(xiàn)實國情。借助于實務中相關案例,,論證了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通過分析現(xiàn)行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存在的問題,將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置于訴訟模式轉化的社會背景之下,,以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兩種理念的平衡為切入點,,提出了完善我國法院證據調查取證制度與當事人調查取證制度的一些構想。
以下正文:
一,、法院調查取證權的理論爭議
從我國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的立法演變中,,可以看出,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當事人的調查取證權得到了強化,,并且不斷限制法院的調查取證權。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向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轉化的大背景下,,民事訴訟理論界圍繞法院調查取證權的存與廢,,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這場論戰(zhàn)中,,有的學者主張繼續(xù)保留法院調查取證權,有的學者主張取消法院的調查取證權,。筆者認為贊同保留說,,認為鑒于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的合理性,我們應當繼續(xù)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但是,,保留并不意味著過分強調法院的調查取證權,而是在保留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限制,。
(一)取消說
持取消說的學者們認為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存在缺陷,而且當前的民訴證據收集制度改革方向是不斷強化當事人主義,,賦予當事人充分的調查取證權,,那么法院的查證權就應當取消,法官應當效仿英美國家,,充當獨立的中立者的角色,,不參與證據的調查收集。正如有關學者所言“若法官參與調查收集證據,,一方面,,法官不可能收集對雙方都有利的證據,必然是對一方有利,,對另一方不利,,這樣就易使當事人認為法官有偏向,,對審判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另一方面,,從審判心理來講,,法官必然傾向于自己所收集的證據,而把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放在第二位,?!?/p>
(二)保留說
持保留說的學者們認為應當在合理范圍內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完全效仿英美法系國家,,取消法院的查證權,,并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我國缺乏英美法系國家完善的當事人取證程序保障制度,,而且可以看到英美法系國家也在進行積極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法官在證據收集方面的權力。田平安教授認為:考察訴訟法制史,,提供證據無外乎兩種方式,,一種是當事人收集,另一種是當事人與法官共同收集,。第二種方式又分為兩種情形:一是當事人提供收集證據為主,,法官收集證據為輔,二是法官全面客觀地調查收集證據,。對于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他認為,民事訴訟的目的決定了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要對證據有所作為,;民事審判權的本質決定可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證據問題也應該太超脫,;法院適度的查證完全與我國現(xiàn)階段的國情相吻合;法院在一定限度內收集證據的做法在國外也不乏先例,。這兩種提供證據的方式,,我國現(xiàn)實國情到底適合哪一種,我們不能憑著對某一理念的推崇而盲目選擇,,而是應該仔細考察當前我國的國情,,將我國民事訴訟法院調查取證權放到整個社會轉型期的背景下進行深入的分析,理順現(xiàn)行制度運行中的問題,,做出合情合理的理論探索與制度選擇,。完全效仿英美法系國家,進行我國的證據收集制度改革,,與我國的國情不相符,,與現(xiàn)行的其他訴訟制度存在沖突。對于兩種學說,,筆者贊同保留說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不能因為法院調查取證權存在風險和問題,,就完全抵制它、否認它,,而是應該考慮到其存在的現(xiàn)實合理性,,加以適當的運用。如果運用恰當,,非但不會扭曲反而會更充分地發(fā)揮法院的功能,,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而在運用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好權力行使的“度”,。必須尊重規(guī)則,接受程序約束,,時刻警惕濫用此權力,,將其置于一定的范圍、時間,、案件以及社會需求上加以考慮和運用,。目前推行完全的當事人舉證制度還缺乏現(xiàn)實的土壤,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法院調查取證權的理論爭議
(一)存在的合理性
1、我國是一個講求情理的國家,,普通民眾對司法的期待往往不是合乎法律內在的標準,,而是社會正義、合乎情理,、客觀事實清楚等外在于法律的標準,普通民眾對實體正義的訴求根深蒂固,。 在事實發(fā)現(xiàn)領域,,法院保持中立,不參與證據的調查收集,,這樣的做法符合程序正義的理念,,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這樣一個現(xiàn)實:在一些訴訟中由于雙方當事人訴訟能力不平等,,調查收集證據能力的懸殊往往使一方當事人處于弱勢,,難以提出證據,而此時如果法院嚴守中立并依據證據規(guī)則判決,,本應當勝訴的當事人就可能承擔敗訴的后果,,實體權益得不到保護。因此,,取消法院調查取證權,,不利于事實的發(fā)現(xiàn),,可能損害實體正義,進一步背離了人民對司法的期待,,與追求實質正義的民眾相抵牾,。莫兆軍法官依據證據規(guī)則做出的判決,在事實真相不明的情況下“機械司法”,、“一判了之”,,損害了張坤石夫婦的實體權益,忽視了實體正義,?;诔绦蛘x的理念,應逐步強化當事人的調查取證權,,削弱法院的查證權,,而從對實體正義的推崇,又不能完全取消法院的查證權,,其仍有存在的合理性,。
2、民事訴訟的特殊性,,民事訴訟中給予法官一定的調查取證權,,也是基于民事訴訟的特殊性。民事訴訟的特殊性體現(xiàn)在民事訴訟的目的和民事糾紛的特點以及民事訴訟的公權性質等方面,。民事訴訟的目的之一是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維護公民權益,促進社會正義,。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是民事訴訟正當性的必然要求。因此,,發(fā)現(xiàn)真實作為民事訴訟的目的,,客觀上要求盡可能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依據事實真相做出公正的判決,。法院與當事人在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的過程中,,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實行完全的當事人調查取證,,在一定程度可能不利于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違背民事訴訟的目的。 “民事訴訟的目的決定了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要對證據有所作為,?!狈ㄔ赫{查取證在事實的發(fā)現(xiàn)領域,承擔著重要的角色,賦予法院這項權利,,有利于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做出公正的判決。因此,,基于民事訴訟這一目的,,適當保留法官的查證權,有其必要性,。當今世界,,很多國家也面臨著這一問題:在過分追求當事人主義的同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實真相的缺失,,也影響了判決的公正性,。如法國《民事訴訟法》第 179 條規(guī)定:“為親自查證有爭議的事實,法官得在各方當事人到場或者傳喚當事人到場的情況下,,對案件的任何方面的事實親自進行審查,。如有必要,法官得親臨現(xiàn)場,,進行其認為必要的驗證,、評定、判斷或行為復演,?!?/p>
另一個方面就是民事糾紛的特點,民事糾紛具有多,、繁,、雜的特點,而且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提高,,逐步擺脫了厭訴,、息訴的思維定勢,更多的人們愿意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造成了民事糾紛案件數量的不斷增加,。目前,我國審判資源還不充足,,如果法官一味地消極裁判,,往往造成拖延訴訟,、申訴增加,、訴訟效率低下的現(xiàn)象。并且現(xiàn)代民事糾紛中出現(xiàn)了一些復雜特殊的案件,,案情復雜,,專業(yè)性較強,普通人難以發(fā)現(xiàn)這些特殊的證據。我國民事訴訟法已經對一些特殊的案件做出了舉證責任倒置的規(guī)定,,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雙方當事人訴訟能力的不平衡,。但是,民事糾紛紛繁復雜,,并不止于這幾種,。在一些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復雜案件中,,法院的調查取證權尤為重要,。域外國家也有類似規(guī)定,如日本民事訴訟法針對一些身份關系案件,、環(huán)境污染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等,,作出了特殊的證據收集規(guī)定, 規(guī)定法官可以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證據,。
民事訴訟的公權性質,。民事訴訟是兼具公權和私權性質的訴訟。民事訴訟的公權性質要求國家公權力介入私人紛爭,,并進行有效地干預,。私權性質決定了當事人獨立的訴訟地位,法院不能干預過多,,否則違背了法院中立和公正的原則,;另一方面民事訴訟的公權性質,要求法院不能過于被動,,而是實行有限的干預,。民事審判權是作為國家審判權的重要部分,職責在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解決糾紛,,保證訴訟的正常運行。當事人的舉證行為,,并不能完全地達到解決紛爭的目的,,法院調查取證權的合理行使,可以彌補這一不足,,從而使民事審判權職責得以落實,。
3、當事人訴訟能力
當事人平等原則必然要求當事人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承擔平等的訴訟義務,,要求法院保護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行使,履行訴訟義務,。持取消說的學者認為法院行使調查取證權使法院承擔了一方當事人的舉證義務,,必然破壞雙方平等的攻防地位,違背了當事人平等原則。我們不能否認這種說法的合理性,,但是,,筆者認為這里涉及一個前提條件:當事人雙方原本就處于平等的對抗地位,在這種條件下,,法院調查取證權可能造成訴訟地位的不平等,。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當事人因經濟水平,、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距,訴訟能力不可能完全平等,,訴訟能力的不平等可能造成導致當事人不能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也就是說在前提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必然要求法官有所作為來平衡當事人的訴訟能力,,恢復平等的攻防地位,。在缺乏前提的情況下,法院的職權介入不僅沒有違背當事人平等原則,,反而是平等原則必然要求,。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在證據調查收集方面,,主要體現(xiàn)為當事人收集證據的能力,。因此,在訴訟中,,必然存在著當事人收集證據能力不平等的情況,。當事人調查收集證據的能力往往決定了證據的質量、效力以及效率,。
一些處于弱勢地位的當事人可能因為缺乏證據收集能力,,無力舉證而承擔敗訴的后果。因此,,在證據調查領域,,為了平衡雙方的收集證據能力,應當保留法院的調查取證權,,從而維護處于弱勢地位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官應當如何為當事人著想,?如何對當事人提供幫助,?法院的訴訟是一個人的訴訟還是一個非法律人的訴訟?對于那些沒有律師不會寫訴狀又不會收集證據的當事人,,法官有無任性關懷的義務,?法律關懷的職責是什么?”
4,、現(xiàn)實國情
我國的現(xiàn)實國情,。任何一種制度的運行,必須有現(xiàn)實的土壤,。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否則任何理論都只是空中樓閣,收不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法律領域尤為如此,。民事證據收集制度推行完全的當人舉證制度,取消法院調查取證制度,,不符合我國的實際國情,。證據收集制度的建立應當符合我國的具體國情。我國的現(xiàn)實國情主要包括社會發(fā)展不平衡,、法律制度不完備等方面,。發(fā)展不平衡。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總量的70%左右,,經濟與文化發(fā)展不平衡,城鄉(xiāng)發(fā)展不平衡,,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導致了公民的整體教育程度較低,區(qū)域以及城鄉(xiāng)居民之間在文化水平,、經濟能力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
存在著很大的比例的弱勢群體,尤其是在經濟落后的農村地區(qū),,這部分人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識,,經濟能力較弱,當涉及到糾紛時,,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濟能力去調查取證,,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即使法律賦予了其充分的調查取證權,,對他們而言,,也沒有任何實質保障作用。對于所存在的問題,,張榕學者在《事實認定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民事訴訟為中心》一書中,,通過對實務中當事人調查取證過程中,一些案例和數據的收集,,總結了當事人調查取證的一些問題,。在很多情況下,,當事人取證權沒有有效的權利行使保障機制,農村人口法律意識淡薄,,造成了“城市規(guī)則”在農村運用過程中的水土不服,。因此很多基層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仍然沿用傳統(tǒng)的職權處理模式,對于新的證據規(guī)定所確立的制度則擱置不用,。她在書中這些問題歸結為兩個因素:當事人權利行使制度的不完備與法律調查取證權的過分弱化,。她認為法院調查取證權的過分弱化壓制了司法能動性發(fā)揮,造成了司法僵化的現(xiàn)象,,進而對一直倡導的當事人調查取證權的行使造成了阻礙作用,。因此,在當前這種發(fā)展不平衡的格局短時間難以改變的情況下,,法官的調查取證權有助于解決存在的問題,,應當保留。法律制度不完備,。
完全取消法院的調查取證權,,推行純粹的當事人調查取證制度,在我國還缺乏完備的配套制度,,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當事人取證權利缺乏必要的保障制度,。近年來,,當事人的調查取證權利不斷得到強化,訴訟地位日益提高,,但是對于查證權仍缺乏有效的程序保障,。目前的法律規(guī)定與強化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的改革潮流并不匹配。在弱化法院職權查證,,賦予當事人調查取證權利的相關法律規(guī)定中,,對于當事人獲取證據的手段及其對應的權利保障制度卻沒有做出任何立法規(guī)定。當事人因為缺乏必要的調查手段,,得不到有關機構的協(xié)助,,使得取證之路難上加難。取證遇到阻礙時,,也沒有規(guī)定相應的救濟機制,。例如,調查對方當事人的所持有的證據有時候就必須通過公安機關來調閱資料,,普通的當事人往往能難得到公安機關的協(xié)助,。但是很多當事人往往沒有證據證明當事人持有,而導致取證不能,。
有學者批評到:“在審判方式改革的浪潮中,,在增加當事人舉證義務的同時,,卻沒有賦予當事人相應的調查收集證據的手段。當事人訴訟權利和義務的之間的不協(xié)調,,在審判實踐中帶來的客觀結果就是:事實真?zhèn)尾幻鞯牟门性黾恿?。當事人和一般的民眾對法院能否實現(xiàn)司法正義,肩負起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使命產生懷疑,。”26其次,,沒有完善的律師代理制度以及律師取證的尷尬地位,。在建立并合理運行一項制度的同時,必須有相關制度和規(guī)則的配套,,因為在結構完整的法律系統(tǒng)中,,各種制度規(guī)則是相互依賴的。
(二)限制的必要性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29法院調查取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職權主義模式所存在的弊端,對法院的調查取證權不加限制,。職權主義色彩濃重的傳統(tǒng)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嚴重忽視了當事人的舉證權,違背法院中立原則與當事人平等原則,,削弱了當事人參與調查舉證的積極性,,并且沉重的查證負擔也造成了訴訟拖延、訴訟效率低下等后果,。因此,,理性定位法院調查取證權,不能忽視傳統(tǒng)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的缺陷以及帶來的負面效果,。而且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程序正義、當事人主義等現(xiàn)代民事訴訟理念也要求限制法院的調查取證權,。當事人平等原作為訴訟的基本原則,,要求當事人在訴訟中有平等的訴訟地位、享有平等的權利并且承擔平等的訴訟義務,。
而法院如果過度行使調查取證權,,可能傾向于一方當事人,破壞這種平衡狀態(tài),,動搖當事人平等的基本原則,。法官的中立原則是法官行使權力必須遵循的基準性原則,,它要求法官在訴訟中,平等地對待雙方當事人,,不偏袒任何一方,,同當事人保持同等的訴訟距離。而法官濫用法院調查取證權,,可能先入為主,、影響中立性。程序正義也要求法院在行使調查取證權的過程中,,不能一味地追求實體正義,,不加限制地調查取證。由于我國長期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tǒng),,在現(xiàn)階段強調程序正義意義重大,。因此,結合傳統(tǒng)法院調查取證制度的弊端與目前我國的改革方向,,我國法院調查取證權,,既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限制的必要性,。
配置我國法院調查取證權,,應該把力求做到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均衡,弱化但不能取消,,行使但不能濫用,。在證據調查收集方面,當事人調查收取證應當居于主要地位,,發(fā)揮主要作用,,而法院調查取證則起輔助作用。法院并不是對所有的證據事項都有權調查取證,,只有某些特定事項屬于其范圍,。為了避免法官濫用調查取證權,必須做出嚴格的程序規(guī)定,、行使條件,、證據質證規(guī)則以及當事人救濟機制。法院調查取證是有條件,,有范圍的,,只有必要時,才可以調查收集證據,。在涉及公共性,、程序性事項的證據時,法院的調查取證應該具有主動性,。而對于實體性事項,、私權利事項所涉及的證據,,法院的調查取證的啟動,應當具有被動性,?!爸挥挟斒抡卟拍軌虬褷幾h的事項導入程序并判斷法院是否有必要對此作出決定,同時當事者有權要求法院作出決定,;作為程序規(guī)范,,法院自身不得考慮當事者雙方都未提出的事實,且不得根據自己的判斷主動收集或審查任何證據,?!?/p>
法院在必要時可以調查收集的證據主要有以下幾類: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的,;涉及與實體正義無關的程序性事項,;涉及需要鑒定的,;宣告失蹤,、死亡等非訴案件。對于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證據,,法院應當調查收集,其他國家對于此類證據一般也采用職權探知主義,,而一般的糾紛所需的證據,,則不能主動調查,由當事人自己舉證,。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審判權的行使必然要求法官維持訴訟的正常進行,而一些與實體無關的程序性事項可能阻礙程序的運行,,因此,,法院有職責調查取證。因此法官依職權主動調查的證據嚴格限制在程序性事項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范圍之內,,對于涉及實體事項的證據,,法院無權主動調查取證。涉及實體性事項的證據,,法院的調查取證具有被動性,,并且范圍有限。只有當事人提出申請,,并且符合法定的情形,,法院才可以啟動調查取證。
三,、完善我國調查取證制度的構想
法院調查取證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當前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在實際運行中,,出現(xiàn)了一系列弊端,因此,,必須對其加以完善,,使之發(fā)揮良好的社會效果,使民事證據收集制度更加完善,。協(xié)同主義的模式,,具體到民事訴訟證據收集領域,應當是當事人與法官互相協(xié)作,,共同完成證據的調查收集,。另外,協(xié)同主義的模式的建立,,要求我們在借鑒西方制度的同時,,應該考慮到我國的具體國情,經濟的發(fā)展程度,、文化傳統(tǒng),、人口以及地理等因素。
因此,,筆者認為應該根據現(xiàn)實國情,,并且針對當前存在的缺陷,合理配置我國的法院調查取證制度,。法院調查取證制度從屬于證據收集制度,,因此,配置法院取證制度,,必須將其至于證據收集制度的大框架之下,,對當事人取證制度與法院查證制度進行合理配置,共同完善,,優(yōu)勢互補,。只有對當事人調查取證制度與法院調查取證制度進行合理的調配,法院調查取證制度才能在實際運作中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對此,,筆者從三個方面提出一些建議。
強化當事人調查取證權的程序保障,。在當前,,我國民事訴訟改革的趨勢是弱化法院的查證權,強化當事人取證權,,把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交由當事人承擔,,法院只承擔其中一部分當事人不能獲取證據的查證義務。既然法律規(guī)定賦予了當事人查證的權利,也應當規(guī)定一定的保障措施,,保障當事人能夠在實際操作中實現(xiàn)這種權利,,能夠合法地收集到所需的證據材料,否則,,當事人的查證權只能是空談,。《證據規(guī)定》第 34 條規(guī)定:“當事人應當在取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對于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不組織質證,,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p>
完善質證制度,。當事人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的證據同當事人收集的證據一樣,需要經過庭審的質證,,并且允許當事人提出異議,,進行詢問,以確保其法律效力,。當前民事訴訟法中對于法院職權收集到的證據,,沒有規(guī)定質證中所需遵守的規(guī)范,,以至于出現(xiàn)了此類證據的質證流于形式,,某種程度上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此類證據,,筆者認為應該做出具體的規(guī)范,首先,,此類證據必須經過庭審質證的幾個環(huán)節(jié),,質證時,要嚴格按照證據規(guī)則的質證程序進行證據質證,。對于涉及國家秘密,、商業(yè)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也應當質證。法律規(guī)定這類證據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但是只是規(guī)定不公開出示,,并不代表這些證據在不公開審理時可以不進行質證。因此,,所有的證據都應當接受質證,,允許當事人提出意見,對于當事人的詢問,給予認真說明,。其次,,對于當事人有異議的證據,法院要允許當事人提出異議,,并且對于當事人的異議,,要認真審查,異議成立的,,可以重新查證質證,。異議不成立的,要向異議人說明理由,,給予明確的答復,。再次,對于鑒定結論,、勘驗筆錄,,法院應當盡可能確保鑒定人、勘驗人出庭,,以回答當事人的詢問,,保證證據的法律效力。
建立法官釋明權制度,。在很多案件中,,很多當事人由于法律知識的缺乏,不知道證據應當由自己提出或者不知道行使向法院申請查證的權利,,最后導致舉證不能,。張坤石夫婦如果事先知道對于難以獲取的證據,可以根據法律申請法院調查取證,,法院根據其申請調取證據,,敗訴的風險就可以避免。但是他們訴訟知識缺乏,,不知道更不會行使這些權利,,這就需要法官給予一定的舉證指導。所謂的舉證指導,,即是法官的釋明權,。法官釋明權是指在訴訟中,對有關訴訟事項,,向當事人詢問,,并做出解釋的權限。釋明的目的在于幫助當事人更好地行使訴訟權利,,行使舉證權利,。我國民事訴訟改革的進程中,,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在證據收集制度方面,,可以學習國外制度,,增設法官釋明權制度。二戰(zhàn)后日本在全方位引進美國法律制度的同時,,為了更好地平衡當事人主義,,設立了法官釋明權制度,收到良好的實際效果,。其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法官主動詢問當事人的主張,;而是當事人對于應當提出的事實,沒有提出的情況下,,法官應當促使當事人就某個問題進行舉證,。但是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國家的制度,而是應該根據我國民事訴訟領域的特點,,建立適合于我國的法官釋明權制度,。如何建立呢?其實對于建立法官釋明權制度,,我國已經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結語:民事訴訟證據收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不斷強化當事人的調查取證權,弱化法院的調查取證權,。理性定位我國法院調查取證權,,鑒于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保留法院調查取證權,,同時,,也不能忽略職權主義模式的弊端,合理限制法院調查取證權,。 法院調查取證權的合理配置,,需要明確規(guī)定法院調查取證權行使的范圍,、條件,、時間,建立權力的制約機制,,完善相關的配套制度,,并且結合我國國情借鑒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如何使當事人調查取證權與法院調查取證權在事實發(fā)現(xiàn)領域更好地互動,?如何更好地平衡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這些問題有待于在理論與實踐中,進行進一步的探索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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