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說法 案情：2017年下半年，某地甲公司（非國有）負責人張某找某非國有銀行工作人員王某幫其融資,。因甲公司不符合該銀行發(fā)放貸款條件,，王某將乙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項目經(jīng)理李某介紹給張某對接融資業(yè)務。李某提出融資方案,，但需要偽造相關證明材料,，張某、王某表示同意,，并安排人員偽造了相關手續(xù),。李某向王某提出其個人要拿融資額0.2%的好處費，讓其轉告張某,。王某除告知張某上述要求外,，謊稱還需要給其他人好處費，張某同意將融資額的1.5%給王某用于支付好處費,。

2017年11月,，甲公司與乙公司簽訂融資協(xié)議。此后,，乙公司陸續(xù)收到融資款1億元,。每次款項到賬后，張某按照約定比例從公司賬上取出現(xiàn)金交給王某,，王某將放款額0.2%的現(xiàn)金交給李某,，其余現(xiàn)金歸自己所有。李某共得款20萬元,，王某共得款130萬元,。

2018年9月，李某從張某處得知王某實際拿1.5%的好處費,，要求王某補償自己,。經(jīng)協(xié)商，王某另行打款30萬元給李某后了結此事,。此后,，李某與張某商定,，繞開王某,，由兩人直接聯(lián)系剩下1億元的融資事宜，張某支付放款額的1.5%給李某,。2019年3月8日,，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爭議焦點：本案中,，對于王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虛構要給其他人好處費的事實，騙取李某的財物,，構成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撮合,、促成張某,、李某完成賄賂行為，代為轉告李某受賄意圖,，并幫助李某收受好處費,，屬于李某的幫助犯，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王某的行為成立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共同犯罪。但對王某,、甲公司分別按照自然人犯罪抑或單位犯罪的追訴標準量刑,，也存在不同意見。

評析：筆者認為,，王某與甲公司成立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共同犯罪,，按照自然人與單位犯罪的追訴標準分別追究刑事責任。

關于行為性質,。王某在行賄方與受賄方之間做中間人,，實施了溝通、撮合,、安排見面等介紹行為,，使賄賂行為得以實現(xiàn)，屬于介紹賄賂的行為,。但刑法中的介紹賄賂罪只針對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的情形,。根據(jù)罪刑法定原則，對于僅向非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的行為,，不能定罪處罰,。王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關注其超出介紹行為范圍外其他行為的性質,，如轉交財物,、截留好處費等。

首先,，王某截留的好處費屬于違法所得,，其行為不構成詐騙罪。王某在向李某轉達張某要0.2%好處費的同時,，虛構還要給其他人好處費的事實,，將好處費標準提高至1.5%,，并將其中大部分據(jù)為己有。這部分獲利屬于違法所得,，但因王某未實施詐騙罪中的“欺騙行為”,，不能認定其構成詐騙罪。只有捏造了重要事實,，導致對方處分財物的欺騙行為,，才符合詐騙罪的客觀要件。本案中,，王某實際上虛構的是1.5%好處費如何分配的事實,，該事實并不會直接導致張某處分財物。

其次,，王某不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王某不具備相關融資的職務便利，屬于無身份犯,，不能單獨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王某是否與李某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共同犯罪，需要考察其是否在利用職務之便謀利和收取財物兩個方面提供幫助,。一方面,，王某并未在放款等涉及李某職務便利方面對其提供幫助；另一方面,，也未在收取財物上提供幫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近親屬以外的無身份人員與有身份者構成共同犯罪,，需要有通謀并由雙方共同占有財物。本案中,，李某只是提出業(yè)務做成后要0.2%的好處費,，并未對其他好處費有多少、如何分配與王某商量,。王某向李某隱瞞真實的情況,，也反映出其沒有與李某共謀的主觀意圖。在兩人無共謀的情況下,，張某將好處費給王某,，并不形成王某與李某的共同占有狀態(tài)，并不等同于送給了李某,，故不屬于受賄行為的一部分,。

再次,，王某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共同犯罪,。在缺少與受賄方共謀的情況下,，王某轉交財物幫助李某實現(xiàn)受賄目的的行為，是幫助“送錢”而不是幫助“收錢”,，實質上是行賄行為的一部分,。本案不正當利益的謀取必須依賴身份犯的行為，行賄款不轉交給身份犯,，行賄方的行賄行為就沒有完成,。因此，只是將好處費交給王某,，行賄行為并未既遂,，只有轉交給李某后行賄行為才得以既遂。綜上,，王某的行為構成了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共同犯罪,。

關于追訴標準。根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guī)定（二）》的規(guī)定,，單位行賄數(shù)額在2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中的“數(shù)額較大”的數(shù)額起點,，按照6萬元的標準認定,。本案中，甲公司,、王某共同犯罪,，其行賄數(shù)額均應認定為20萬元，但由于行賄行為是自然人與單位共同完成的,，是對個人與單位都適用6萬元的標準,，還是都適用20萬元的標準，或者分別適用,，存在不同選擇,。

筆者認為，按照自然人與單位犯罪的標準分別適用更為合適,。理由如下：

其一,，單位與自然人構成共同犯罪的前提，是自然人作為共犯與單位主體互相分離,、互相獨立,，如果將自然人按照單位的追訴標準來處罰，實際上是將其作為單位主體中的直接責任人員看待,，忽略了自然人在共同犯罪中獨立犯罪主體地位,。

其二,，單位直接責任人員承擔單位刑事責任的前提在于單位成員對單位具有從屬性。單位成員實施單位犯罪的所得歸屬于單位,，所產(chǎn)生的刑事責任也歸屬于單位,。因此，單位犯罪中的責任人員只能是單位內部人員,，不包括單位以外的人員,。

其三，主張按照單位犯罪追訴標準追究自然人刑事責任的觀點認為,，在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真正身份犯罪時,，對無身份者應當以真正身份犯罪定罪處刑。然而,，無身份者參與實施真正身份犯罪時,，一般處于從犯地位，從量刑平衡角度,，需要適用較高的標準,。而本案中王某參與商議并負責送錢，其作用并非僅僅是幫助性和輔助性的,。另外,，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也并非真正身份犯罪，其犯罪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在當前單位與自然人入罪沒有統(tǒng)一規(guī)定入罪數(shù)額的情況下,，本案應當對不同主體按照不同標準追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