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網約車網絡購物等隨時生成數據權屬歸誰如何收集仍缺專門規(guī)定專家分析

　　國家大數據立法需邁過哪些障礙

　　無論是網絡安全法,，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規(guī)范,，都明確規(guī)定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要經過信息主體的同意,，但現實當中,，有些經營主體在收集個人數據時，沒有遵守法律的相關規(guī)定,。

　　實踐中存在諸多大數據應用亂象,，是因為國家層面尚缺乏統一、專門,、全面的國家大數據法律,。

　　未來的國家層面大數據立法，需要確立數據權屬法律制度,，明確數據權屬主體資格,；確立數據采集法律制度，明確數據采集的范圍和限度,；確立數據存儲法律制度,，明確數據存儲的內涵，存儲主體及其權利義務和責任等

　　當時針指向晚上10點,，在北京市望京地區(qū)一座高端寫字樓內加班的王麗,，收拾東西準備回家。

　　乘坐網約車是王麗對自己加班的犒勞,。她打開某網約車平臺,，輸入上車地點后，下車地點自動蹦出來一個地址,，某某大廈——位于她家旁邊的一座寫字樓,。她點擊確認,，然后開始等待平臺派車。

　　作為某網約車平臺的長期用戶,，她知道,，自己的每一次出行信息，都在生成數據,，什么時間,、從什么地方出發(fā)、去了什么地方,，一目了然,。

　　她有時會想，平臺收集自己的信息有依據嗎,？這些信息屬于誰所有呢,？

　　我們的信息是別人的數據

　　王麗早年畢業(yè)于北京一所知名大學，如今是一家科技金融公司的中層骨干,，由于公司事務繁忙,，加班對她來說是常事，好在她家也在望京,。

　　下班后,，王麗總是乘坐出租車往家趕,，但并不總是有出租車在樓下等著,，所以，等出租車就成了她的一件煩心事,。

　　“最怕冬天等出租車,，等上幾分鐘，渾身就凍得打哆嗦,?！彼f。

　　幾年前,，一種叫網約車的新事物出現在北京,，通過手機下載網約車平臺，輸入上下車地點,，就可點擊約車,。

　　這對王麗來說可是好事兒：下班前在辦公室約好車，等車到了再下去,，上車就走,，10分鐘內就能到家。

　　幾年過去了,，王麗的手機換了三四部,，但手機上總是至少有兩家網約車平臺,，方便她約車。

　　去年年底的一天晚上,，王麗像往常一樣,，打開某網約車平臺，輸入上車地點后,，突然發(fā)現平臺顯示的下車地點處出現一行小字,，正是她家小區(qū)地址，也是她經常輸入的下車地址,，后面還有一個小“×”,。她沒有多想，順手點擊確認,，約車成功,。

　　在回家的路上，王麗開始思考這件事情,，這相當于平臺根據過往乘車信息,，推斷出自己的下車地點，這意味著,，根據數據就能知道自己的上班和居住地點,。

　　網約車還是要坐，無奈之下,，王麗在選擇下車地點時,，或者選擇小區(qū)附近的寫字樓，或者選擇附近的飯館,，或者到小區(qū)門口下車,，或者到目的地后再走回小區(qū)。

　　過了一段時間,，雖然平臺還會提示目的地,，但王麗總是直接點擊小“×”后輸入其他地址，而且自己所在小區(qū)的名字再也沒有出現了,。

　　王麗發(fā)現,，不但自己乘坐網約車有推薦地址，甚至自己在網上搜索一種商品后,，電腦頁面就開始推送這款商品,。

　　最近，王麗所在單位的投影儀壞了,，需要買一臺新投影儀,。鑒于王麗熟悉設備，領導讓她負責購買,。

　　王麗在某平臺上搜索相關產品,，挑中了一款性能穩(wěn)定,、技術先進、價格合適的投影儀,，但第二天開始,，她只要打開網頁，這款產品的廣告就出現在電腦頁面上,。

　　對于這種廣告推送,，王麗還是比較反感的，“我搜索商品,，并不一定就要購買,，這種基于搜索數據進行的強制性推送，令人討厭”,。

　　在王麗看來,，更為深層次的疑問在于，這樣收集自己的信息并進行大數據推送,，是不是侵犯了自己的權利,，“憑什么自己的信息就成了別人的大數據”？

　　過度收集個人信息違反法律

　　王麗的疑問并非個例,。

　　2017年8月至10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執(zhí)法檢查組于“一法一決定”的實施情況進行了檢查，“一法”是網絡安全法,，“一決定”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

　　同年年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執(zhí)法檢查組報告稱,，“用戶個人信息保護工作形勢嚴峻”,。

　　報告中披露的“萬人調查報告”顯示,，“一法一決定”關于用戶個人信息保護的多項制度落實得并不理想,。

　　有52.1%的受訪者認為，法律關于“網絡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在業(yè)務活動中收集,、使用公民個人電子信息,，必須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的規(guī)定執(zhí)行得不好或者一般,；有49.6%的受訪者曾遇到過度收集用戶信息現象，其中18.3%的受訪者經常遇到過度采集用戶信息現象,；有61.2%的人遇到過有關企業(yè)利用自己的優(yōu)勢地位強制收集,、使用用戶信息，如果不接受就不能使用該產品或接受服務的“霸王條款”,。

　　許多受訪者反映,，當前免費應用程序普遍存在過度收集用戶信息,、侵犯個人隱私問題，但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jiān)管和依法懲處,。

　　在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長李愛君看來,，這正是我國目前大數據應用實踐當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規(guī)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在業(yè)務活動中收集,、使用公民個人電子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被收集者同意，不得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和雙方的約定收集,、使用信息。網絡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收集,、使用公民個人電子信息,，應當公開其收集、使用規(guī)則,。

　　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網絡安全法第四十一條規(guī)定：網絡運營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公開收集,、使用規(guī)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被收集者同意。網絡運營者不得收集與其提供的服務無關的個人信息,，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和雙方的約定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并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和與用戶的約定，處理其保存的個人信息,。

　　李愛君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無論是網絡安全法,，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規(guī)范，都明確規(guī)定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要經過信息主體的同意,，但現實當中，有些經營主體在收集個人數據時,，沒有遵守法律的相關規(guī)定,。

　　李愛君認為，公民個人的選擇權和知情權也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

　　她向記者舉例說,，當我們準備接受網絡上一個服務時，網頁會彈出一個對話框,，問你“拒絕”還是“允許”,，一旦我們選擇“拒絕”，后續(xù)的相關服務就享受不了,。

　　“這就是沒有給予消費者選擇權,。”李愛君說,，此外,，在實踐中，還存在收集信息過量等問題,。比如我們在使用手機注冊一些應用時,，還經常被要求同意收集頭像、通訊錄,、位置信息等,。

　　亟需制定專門大數據法律

　　在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貴州省大數據政策法律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主任吳大華看來,，實踐中存在諸多大數據應用亂象,，是因為國家層面尚缺乏統一、專門,、全面的國家大數據法律,。

　　吳大華也是近日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貴州法治發(fā)展報告2018》的主編，貴州正是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qū),。

　　吳大華對《法制日報》記者說，目前,，我國涉及數據領域的法律規(guī)范多散見于民事,、刑事等基本法律和國家立法機關出臺的特別規(guī)定等法律文件之中，隨著國家大數據戰(zhàn)略的全面實施,，大數據基礎性,、全局性的問題亟待國家立法破解,。

　　但在國家立法計劃中，并無大數據統一,、專門立法,。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關于大數據立法,，國家確實還沒有實施這項工作,。

　　吳大華認為，目前,，國家層面大數據立法存在諸多障礙,。一是數據權屬內涵亟待法律明確，這是大數據產業(yè)發(fā)展的基礎性問題,。二是數據主權內涵亟待法律明確,，這是大數據作為國家基礎性戰(zhàn)略資源的全局性問題。三是大數據“聚通用”關鍵環(huán)節(jié)架構及法律效力亟待法律明確,，這是推動國家大數據戰(zhàn)略性基礎資源發(fā)揮效用的關鍵問題,。四是大數據創(chuàng)新應用合法性亟待法律明確，這是推動大數據產業(yè)發(fā)展,、釋放大數據紅利的關鍵問題,。五是大數據安全保障亟待法律明確，這是保障大數據健康發(fā)展和應用的基礎性問題,。

　　在李愛君看來,，目前國家層面大數據立法的障礙，從理論上說,，就是大數據領域的一些問題還沒有達成共識,。

　　“比如說數據權利的屬性，有人說是物權,，有人說是知識產權,，有人說是新型民事權利，沒有形成共識,?！崩類劬f，“我認為是一種新型民事權利,，因為數據權利既有人格權屬性,，又有財產權屬性與國家主權屬性?！?/p>

　　李愛君認為,，如果能夠破解大數據權利的性質是什么、權利如何歸屬、權利如何保護這些問題,，“立法的障礙應該沒有了”,。

　　朱巍說，目前大家對大數據性質還存在爭議,，比如在民法總則制定過程中,，曾經在知識產權的客體中加了一條，即數據信息權,，后來,，包括他在內的專家提出，如果將數據信息歸為知識產權,，那么其中會存在權利沖突,，最終，數據信息權這一條就被拿掉了,。

　　在朱巍看來,，只有大家把這些問題弄明白了才能推動立法工作。

　　在大數據立法領域,，作為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qū)的貴州已經在探索,，《貴州法治發(fā)展報告2018》梳理了其中的進程。

　　2016年,，貴州在全國率先出臺大數據地方法規(guī)《貴州省大數據發(fā)展應用促進條例》,，著眼于大數據發(fā)展應用的系列環(huán)節(jié)和數據共享開放、數據安全等重點內容進行規(guī)范調整,。

　　2016年9月,，貴州省設立全國首個直屬省政府正廳級大數據發(fā)展管理機構——參公事業(yè)單位：貴州省大數據發(fā)展管理局，專門負責大數據領域相關地方法規(guī)規(guī)章的起草等工作,。

　　2017年4月,，貴陽市出臺《貴陽市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條例》，成為全國首部政府數據共享開放地方性法規(guī),。

　　吳大華建議,，由于大數據涉及領域和環(huán)節(jié)眾多，可以從激勵和促進角度考慮先行制定總括性,、統一性,、專門性的大數據發(fā)展應用促進法，首先明確國家大數據發(fā)展體制,，明確一個職能機構統一管理國家大數據發(fā)展,、統籌實施國家大數據戰(zhàn)略。

　　在吳大華看來,，未來的國家層面大數據立法,，需要確立數據權屬法律制度,，明確數據權屬主體資格,；確立數據采集法律制度,，明確數據采集的范圍和限度；確立數據存儲法律制度,，明確數據存儲的內涵,，存儲主體及其權利義務和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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