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于2017年3月15日通過，其第一百八十四條規(guī)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此條因涉及善意救助者的民事責任，故稱之為“好人條款”,。該條款實際上經(jīng)歷了三次修改,，從重大過失造成受助者損害要承擔責任，到受助者應承擔舉證責任,，再到一般過失,、重大過失均完全免除善意救助者的責任，從初論到定論,，可以窺見立法者的立法意旨：匡扶社會正義,，對善意救助者的保護逐漸加強，以免除其后顧之憂,。此條一出,，立刻引起學界關注,，因刪除重大過失規(guī)定太過突然，難免造成一些理解和適用上的障礙,。因此,，筆者在此談談對該條款的一點看法。

一,、“好人條款”破壞法律體系的協(xié)調(diào)性

“好人條款”對法律體系協(xié)調(diào)性的破壞在于該條款并未嚴格遵循比例原則,。依據(jù)比例原則，不同類型的法律責任應當外部協(xié)調(diào),，同一類型的法律責任應當內(nèi)部協(xié)調(diào),。而“好人條款”恰恰破壞了這一原則。

第一,，“好人條款”導致刑事責任,、民事責任不協(xié)調(diào)。盡管不能精確界定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嚴厲程度,，但從總體上而言,，民事責任成立相對于刑事責任的成立應更加寬松，既然如此,，為何善意救助人有可能承擔刑事責任,，而立法卻直接豁免善意救助者的民事責任？例如,，X為救助被Y侵犯的Z,，因防衛(wèi)行為不當造成Y死亡，符合刑法第二十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防衛(wèi)過當”,，應當承擔刑事責任,。設若，X為救助Z時,，不當行為反而造成了Z的死亡,，因為“好人條款”規(guī)定并不負民事責任。在此例中,，同樣是救助他人不當致死的行為,，前者可能承擔刑事責任，后者連民事責任也沒有,，完全看不出其中道理,。質(zhì)言之，成立標準更為嚴格的刑事責任都能成立,，相對寬松的民事責任也理應成立,，此謂“舉重以明輕”。

更進一步，一般認為刑法是“二次法”,、“保障法”,，是站在其他法律背后的進行二次保護的法律，刑事違法性是建立在其他法律的違法性基礎之上的,，如果不當救助沒有民事責任,，意味著其民事侵權的違法性難以確認，相應的刑事違法性也就難以確認,。后例中，如果沒有“好人條款”存在,，在刑法上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應該沒有理論障礙?，F(xiàn)在，有了“好人條款”,，是否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就變得撲朔迷離了,。

第二，“好人條款”不僅造成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錯亂,，在民事責任內(nèi)部也會引起不協(xié)調(diào),。該條款生效后，受助人和不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分配顯然不對等,。以侵權責任法上的防衛(wèi)過當和善意救助為例,，在上述案例中，Y對Z實施不法侵害,，X對Y進行防衛(wèi)行為卻超越限度,，此時Y對X享有債權請求權；若X救助Z不當對Z造成了損害,，此時Z竟然無法得到救濟,，因為“好人條款”為鼓勵X伸出援手，竟免除X的一切救助責任,，顯然,，此時Z也無法對Y主張權利，因為損害與Y的行為之間并無因果關系,，唯一有因果關系的X卻可以得到免責,。這就意味著法律對無辜者Z的保護力度竟然低于不法侵害者Y，明顯不當,！

輕過失免責,，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不免責，是各國民法之通例,。這在侵權責任法中最為明顯,，體現(xiàn)了法律對救助人的理性要求，不得盲目救助,，既尊重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又捍衛(wèi)了其行為自由,，其背后的理論基礎恰是責任自負。正是這一條標準,，在客觀上也能避免受助人受到額外損失,。

二、“好人條款”引發(fā)社會與道德風險

社會風險是指“好人條款”過分鼓勵救助而不強調(diào)救助中的注意義務,，更加容易引發(fā)“好心辦壞事”現(xiàn)象,。道德風險是指“好人條款”只注重行為動機不注重客觀效果，而行為動機過分主觀化,，認定中難免“藏污納垢”,，將惡意侵害被害人利益的“偽救助”行為納入“好人條款”免責范圍。

楊立新教授也認為,，當被救助者病情危重時,，如果不懂醫(yī)學搶救常識，采取不當救助措施,，會給被救助者帶來嚴重后果,。其實，不僅是在醫(yī)學領域,，在其他領域也是如此,，例如，M失足滑下山坡,，幸被樹枝掛住,，N路過發(fā)現(xiàn)后救人心切，急忙拉扯,，卻導致M跌落,，造成重傷。又如,，Q家中失火,，路人P見狀立即撲火，囿于救火常識的匱乏,，其不當操作導致火勢增大,，對Q和家人造成額外的人身損害和財產(chǎn)損害。此二者便是典型的“好心辦壞事”,。

此外,，“好人條款”極易滋生傷害受助人案件。例如A意欲傷害B,，路人C對B早有不滿,，便假借救助之名，暗中傷害B。在這種案件情形下,，有學者認為既然救助者C非為善意,，當然不應適用“好人條款”予以免責，但實踐中面臨的問題往往是C的主觀狀態(tài)難以查明,，在這樣一種危難情況下,，B也很難洞察。完全免除救助者的責任,，至少會升高此類案件發(fā)生的頻次,，明顯對受助者不利。

三,、“好人條款”之弊端體系解釋難補救

針對可能存在的問題,，此時有學者主張，即便《民法總則》不規(guī)定重大過失,，遇自愿救助之情形，若救助人主觀上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可以在解釋層面上適用體系解釋,，援引《侵權責任法》上過錯侵權之規(guī)則。換言之,，《民法總則》沒有規(guī)定重大過失,，也可以適用。該觀點表面可行,，因為,，《民法總則》沒有規(guī)定，同時也沒有禁止,，根據(jù)目前法律體系,，理應可以援引，但是,，該觀點實際上回避了這樣一個問題：現(xiàn)行《民法總則》與現(xiàn)有的單行法律究竟是何種關系,？該問題的回答是進行解釋的前提。梁慧星教授指出,，在本法（指《民法總則》）通過生效之前,，民法通則是一般法，《合同法》 《物權法》 《侵權責任法》等民事單行法是特別法,。但在本法通過,、生效之后，本法將作為民法典的總則編,，《合同法》 《物權法》 《侵權責任法》等單行法將作為民法典的各（分則）編,，經(jīng)過適當立法程序組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本法與《合同法》 《物權法》 《侵權責任法》等法律之間，不構成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如本法的規(guī)定與《合同法》等的規(guī)定不一致,，應適用“新法變更舊法的原則”，而不適用“特別法優(yōu)先適用原則”,。換言之,，如果《民法總則》的規(guī)定與現(xiàn)行單行法規(guī)定不一致，應當適用《民法總則》的規(guī)定,，此時體系解釋已經(jīng)沒有適用的余地,。

從語義上考察，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所謂不承擔民事責任，表明立法者已經(jīng)明確了不存在任何例外情況,，如果依照體系解釋,，反而可以得出相反的結(jié)論——重大過失除外，這是何等荒謬,?！安怀袚袷仑熑巍痹谡Z義上的射程決定了《民法總則》給出的內(nèi)涵是閉合的，而非開放的,。如果在閉合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推敲出相反的規(guī)則,，那么整個法律體系都將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這不可能是解釋的問題,，這明顯是立法層面應該解決的問題,。

退一步講，即便可以援引重大過失規(guī)則,，也會造成民眾對法律的背離,。因為，任何一名未經(jīng)過法學專業(yè)訓練的人,，僅從該條款字面上理解,，很難知曉其背后還有另外的含義——還要援引其他規(guī)則，即便法律推定為普通大眾所知曉,，民法典的此類表述仍然會產(chǎn)生一定的誘導性,。倘若公民抱著全然免責的心態(tài)去救助，法院在適用時仍要將重大過失納入考量,，恐怕該條款不久便會被架空吧,。

我國正在構建一部具有開放意義的民法典，民法典是立法進程中的里程碑,，民法典的受眾不僅僅是法律人,，更是千千萬萬的人民,，它的使命在于讓公民感受到全新的法律建構，引領我國法制建設,，推動社會良性發(fā)展,。“好人條款”的創(chuàng)制是社會熱點事件在法律層面的反映,，旨在鼓勵廣大民眾互幫互助,，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但是此規(guī)定若放諸實踐,，會在背離初衷的路上漸行漸遠,，因為在善意救助人的保護上，法律已竭盡所能,，最終卻讓受助者處于劣勢地位,。從法律體系上講，此條規(guī)定在客觀上也導致了法律部門的沖突,。因此,，有必要通過立法手段解決該問題，規(guī)定善意救助者的理性標準,，平衡受助者和善意救助者的法律利益,，否則該法律規(guī)范的實施效果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