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隱私,；隱私權；個人信息,；民事責任

 

【摘要】：我國《民法總則》（第110條及第111條）明顯地是將隱私與信息分別加以保護的,，但理論和實踐中的問題是：在這種二元保護模式中，隱私與信息能否明確地加以區(qū)分,？從國外的立法例看,，多釆取信息與隱私的“一元制”保護模式，即不區(qū)分信息與隱私,，原因就是信息與隱私難以區(qū)分,。文章贊成我國民法總則的“二元制”保護模式，并且認為,，隱私與信息是可以區(qū)分的,，應用“三分法”來區(qū)分隱私與信息，即分為純粹的個人隱私,、隱私性信息,、純粹的個人信息。從對隱私和信息保護的請求權基礎上看,，受到損害的主體之請求權基礎在于《民法總則》的第八章“民事責任”,、《侵權責任法》及《網(wǎng)絡安全法》等特別法?！睹穹倓t》第109-111條雖然規(guī)定了對隱私權和信息權的保護,，但卻沒有獨立規(guī)范的作用，因為這三條規(guī)定中,，沒有任何保護的措施——隱私或者信息受到侵犯后的民事法律后果,。

 

【全文】

 

一、問題的提出及意義

 

從比較法上看,，無論是理論還是判例,，對于隱私與個人信息的保護,，多采取“一元制”保護模式，即不區(qū)分隱私與信息,，將信息納入到隱私的范疇而采取統(tǒng)一保護,，如美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qū)等。而我國《民法總則》110條,、第111條對隱私與個人信息采取的是“二元制”保護模式,。顯然，在這種模式下,，需要區(qū)分隱私與個人信息,。另外，如同日本,、美國及我國臺灣地區(qū)一樣,，隱私權屬于私法和憲法同時保護的權利，個人隱私權和信息權同時屬于我國《憲法》37,、38條規(guī)定的“個人自由與尊嚴”的當然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有下列問題需要認真討論和分析：（1）隱私與信息在“二元制”保護模式下,，人格隱私與個人信息是否能夠從理論及實務清楚地區(qū)分開來,？（2）隱私權與信息權的憲法保護與民法保護有何不同？能否用憲法保護替代民法保護,？（3）大多數(shù)情況下,，對于個人隱私或者信息的侵犯往往也涉及到名譽權的侵犯（降低個人的社會評價），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隱私權和信息權與名譽權如何區(qū)分？（4）中國《民法總則》及《侵權責任法》通過不同方式規(guī)定了隱私權是否必要,？本文將詳細討論這些問題,。

 

二、隱私權與信息權的概念及立法模式

 

（一）概述

 

關于隱私權的概念,，有兩個因素極大地影響了對它的定義：一是它與信息的關系,，信息是否包含在隱私之中？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直接導致了立法的“一元論”和“二元論”模式,，而在這兩種不同的立法模式下，隱私權的概念也就截然不同,。例如,，美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qū)等采取的是“一元論”的立法模式,，而我國立法和學理采取的是“二元論”保護模式,，則我國隱私權的概念與上述國家或者地區(qū)就迥然不同。二是無論立法采取“一元論”模式還是“二元論”模式,，由于隱私權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往往采取“框架性權利”定義的方式居多。

 

（二）隱私權與信息權的概念與立法模式

 

當將信息作為隱私的一部分而對隱私進行“一元化”立法模式的情況下,，隱私權的外延就很大,。中外學者幾乎一致認為，“隱私權”這一概念源于美國,，具體地說,，是源于兩位美國學者于1890年發(fā)表于《哈佛法學評論》上的一篇題為“對隱私的權利”（The right to privacy）的文章，這兩位學者就是薩繆爾?沃倫（Samuel wairen）和羅伊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1]美國判例與學理對于隱私與個人信息,，米取的是“一元論”的保護模式，甚至連姓名,、名譽,、肖像等都納人到隱私權的保護范疇之下?？梢哉f,，美國是隱私權“大雜燴”，是“一元論”最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模式,。即便如此,，仍有英美法系的學者認為，盡管隱私權在美國法中是一個重要的法律范疇,，但被定義得很糟糕——這是一個過于寬泛,、模糊而沒有確定邊界的、讓人絕望的概念,。毫無疑問,，隱私概念有一種“多變的能力”，能夠在不同的律師面前變?yōu)椴煌氖挛?，它那模糊的性質使得自己很容易被別人操縱{1}179-180,。在美國，關于隱私權的最經典的定義是由托馬斯?庫雷法官給定的：隱私權為“不被打擾的權利”,。這一概念屢被援引反映了為絕大多數(shù)民眾所擁護的關于隱私的一般觀念：隱私權的核心利益在于“不受打擾的權利”,，具體而言，包括為自己劃定一個私密的空間,、保護自己的私密事務及個人活動不受公眾注意,，以及能夠暫時地避開世人的批評與意見以獲得片刻的安寧或者實現(xiàn)自己的打算,，這對于生活樂趣來說是不可或缺的{2}264。關于隱私權的具體類型和范圍,，是美國卓有聲望的法官迪安?威廉姆?普羅瑟（Dean ?William Prosser）在總結了截至1960年的300個判例后,，將發(fā)展中的普通法隱私權提煉為四個相關訴因，反映這四種訴因的四種類型為：（1）侵入原告獨居或者獨處的狀態(tài),；（2）公開披露原告的令人難堪的私人信息,；（3）通過公開行為，使公眾對于原告產生錯誤的認識,。最著名的判例是美國鄧肯VS. WJLA電視臺案,。在該案中，被告在華盛頓特區(qū)市區(qū)的街道上現(xiàn)場直播關于皰疹新療法的晚間6點的新聞時,，原告剛好從旁邊走過而被攝入鏡頭。在畫面中原告可以很清楚地被認出來,。在11點的新聞中,，被告再次使用了這些錄像，但加人了對原告的一個特寫鏡頭,。原告為之提出了誹謗和予以錯誤印象之訴,。法院認為，因缺乏特定的語境,，6點鐘的新聞不帶有負面的含義,。但11點的新聞就不同了：原告是唯一停下來并在無意間望向鏡頭的人，而當原告轉身從鏡頭消失的時候,，報道的畫面也就結束了：這一畫面加上播音員的旁白,，足以使人得出原告也是患者的推論，從而給人以錯誤的印象,；（4）為了被告的利益,，盜用原告的姓名或者肖像。[2]

 

有學者將美國法院保護的隱私權概括為5種類型：（1）獨處不被打擾的權利,；（2）對于人類尊嚴或不可侵犯的人格的保護,；（3）個人控制獲取與本人有關的信息的權利；（4）一個人對他人的有限可得性,；（5）個人身份私密性的控制或者自治{1}180,。

 

也有的美國學者將隱私分為三類：（1）純粹的隱私權。這一類隱私權主要是指披露令人難堪的私人信息,，這一種隱私權也是薩繆爾?沃倫（Samuel warren）和羅伊斯?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 ）考慮最多的一種,。比較經典的案例是：一位整形醫(yī)生在公開演示及電視訪談中使用了病人（原告）術前和術后的對照照片。當拍攝這些照片時,，原告被告知這僅僅是“醫(yī)生操作規(guī)程的一部分”,。一年后,，這位醫(yī)生在首都華盛頓的電視節(jié)目和在百貨商場的演講中使用了四張照片，并指明了原告的姓名,。與原告熟悉的人在看到節(jié)目后即開始傳播與其手術有關的消息,。這一位病人（原告）自己則完全被“擊垮”而陷人“可怕的憂郁之中”。法院認為,，原告的隱私確實受到了侵犯,，因為，即使照片本身并不帶有貶損色彩或者令人生厭,，但問題在于將其曝光對于一個正常的理性人來說,，也是極為令人不快的{2}235。（2）特殊的隱私權,。這一類隱私權涉及侵擾行為,，主要是指對于個人空間的侵擾。設定這一訴因的目的在于當人們處于他認為不應受到別人窺探的地方時,，保護其不受打擾的權利,。一個著名的案例是：善待動物協(xié)會VS貝魯斯尼案。該案的基本案情是：馴獸師貝魯斯尼在所住的酒店后臺毆打馴化的猩猩時,，被酒店的舞蹈演員奧塔維奧?格斯蒙多偷拍下來,。錄像被基金的動物權利保護組織廣為公開。一審法院認定奧塔維奧?格斯蒙多侵犯隱私權成立,。案件上訴到內華達州最高法院,，斯普林格法官認為要從侵擾之訴中獲得賠償，原告必須證明下列要素：（A）存在故意的侵擾行為,；（B）針對的是他人的獨處狀態(tài)或者個人空間,；（C）對心智正常的人會構成嚴重的冒犯。原告必須證明他實際上期望享有獨處的權利或者被侵擾的空間為自己的個人空間的權利,，而且這種期望是客觀的,、合理的，只有這樣,，才能構成受法律保護的隱私利益,。本案錄像中所顯示的貝魯斯尼訓練動物的方式即使在他自己看來也沒有什么不妥或者不正常，而他對于單純的被其他人看到或者聽到這些訓練情況并不在意,，而且他認為,，他所有的訓練活動都是正當?shù)摹＿@對于明確貝魯斯尼所期待的隱私權的范圍是重要的因素,，他沒有什么可以隱藏的,，也就是說，沒有私密性可言,。格斯蒙多的拍攝行為并沒有違反這一期望,，格斯蒙多并沒有侵擾貝魯斯尼所期望的“獨處的權利”,，出于這一原因，侵擾之訴不能成立{2}255-256,。（3）“暗示”的隱私,。這種隱私是指通過某種行為給人帶來錯誤的印象，讓人對受害人產生似乎有某種“隱私”,，其實這些隱私并不是被害人的,。上述“鄧肯VS WJLA電視臺案”就是典型的代表{2}232-269。

 

在日本,，隱私權最初是通過引入美國的學說而發(fā)展起來的{3}155,。在學理上，個人信息與隱私的關系存在各種各樣的見解和觀點,。五十嵐清就主張區(qū)分隱私與個人信息,，更有學者提出“二分法”與“三分法”。所謂“二分法”,，是將個人信息分為與個人道德性自律的存在相關的信息（隱私固有情報）,，以及與個人道德性自律的存在直接相關以外的個別信息（隱私外延情報）。所謂“三分法”,，是將個人信息分為無論誰都會認為是隱私的信息、一般人認為是隱私的信息以及一般人認為不屬于隱私的信息,。對于后面兩種情況,，違憲審查的嚴格程度和保護程度都會有所降低{4}。但日本法院的判例都將個人信息納人到隱私保護的范疇,。尤其是2003年5月日本制定了《個人信息保護法》,，更引起了人們對隱私與信息之關系的討論。為了能夠使隱私包含個人信息,，有學者認為,，有必要將隱私權理解為個人信息的自我控制權{3}170-172。按照日本判例及傳統(tǒng)理論,，侵害隱私權的情形包括：（1）對私生活的侵人,，包括窺視居住、侵入住宅,、私生活安寧受到侵害（如騷擾電話,、傳單等）；（2）竊聽,、秘密錄音,；（3）公開私事，如公開日記與信件,、犯罪前科公開,、夫妻生活或者異性關系或者性隱私,、醫(yī)療信息、其他私事的公開（如大學學習成績,、出身,、經歷、糾紛等）,；（4）個人信息{3}161-172,。

 

我國臺灣地區(qū)也采取對隱私和個人信息的“一元化”保護模式，臺灣學者陳聰富教授指出,，關于隱私權,，過去在于保護個人私生活不受干擾，現(xiàn)在則擴大到保護個人咨詢的自主決定權,。按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的規(guī)定：個人資料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份證統(tǒng)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征、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yè),、病歷、醫(y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lián)絡方式、財務狀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者以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的資料{5},。臺灣地區(qū)司法院在關于隱私權的解釋中指出：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fā)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于人性尊嚴與個人主義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fā)展之完整，并為保護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于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助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由此可見，隱私權由二核心部分構成：一為私密領域，一為資訊自主「6]240-245,。

 

在我國大陸,，主流學者認為，應將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區(qū)分,，分別規(guī)范和保護,。例如，張新寶教授認為,，個人隱私又稱私人生活秘密或私生活秘密,，是指私人生活安寧不受他人非法干擾，個人信息保密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開,。隱私包括私生活安寧和私生活秘密兩個方面。個人信息是指與一個身份已經被識別或者身份可以被識別的自然人相關的任何信息,，包括個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醫(yī)療記錄、人事記錄,、照片等,。單獨或與其他信息對照可以識別特定的個人信息。個人隱私與個人信息呈交叉關系,，即有的個人隱私屬于個人信息,，而有的個人隱私則不屬于個人信息；有的個人信息特別是涉及個人私生活的敏感信息屬于個人隱私,，但也有一些個人信息因高度公開而不屬于隱私{7}。王利明教授對于隱私與信息做了最為詳細的分析,，他認為,，二者的聯(lián)系是：（A）權利主體都限于自然人；（B）都體現(xiàn)了個人對其私生活的自主決定,；（C）客體上具有交錯,。二者的主要區(qū)分在于：（A）權利屬性方面的界分：隱私權主要是一種精神人格權，而信息權則屬于集人格屬性和財產屬性于一體的綜合性權利,；隱私權基本上屬于一種消極的防御型的權利,，在該權利被侵害前，權利人無法積極主動地行使,；而信息權是一種主動性權利,；（B）權利客體方面有區(qū)別：首先，隱私主要是私密性的信息和個人活動，而信息注重的是身份識別性,；其次,，隱私不限于信息形態(tài)，它還可以是個人活動,、個人私生活方式等,，不需要記載下來，而信息必須以具體化的形態(tài)固定下來,，通常需要記載下來,；再次，相對于隱私,，個人信息與國家安全的聯(lián)系更為密切,；（C）權利內容方面有區(qū)別：隱私權的內容主要是防止被不正當?shù)毓_，而信息權則是個人對信息的支配和自主決定{8},。在法律保護模式方面提出,，個人信息權與隱私權的界分，表明在法律上對它們進行分開保護,，在理論上是有充分依據(jù)的{8},。

 

從我國截止到2016年的法院判例來看，司法實踐中卻采取“一元化”的保護模式,。例如,，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qū)人民法院（2000）思民初字第281號判決認定了其構成對隱私權的侵犯。判決原文寫到：“公民的隱私權是公民所享有的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具體人格權,。侵害隱私權的行為的具體形式一般是干涉,、監(jiān)視私人活動；侵人,、窺視私人領域等,。”[3]顯然,，在這里,，法官是將公民的隱私權與個人信息不作區(qū)分而加以保護的。另外一個更明確,、更清晰的表明隱私與信息保護一體的判例是上海市浦東新區(qū)法院（2009）浦民一（民）初字第9737號判決,。該判決涉及的是某網(wǎng)絡通信公司上海分公司將客戶信息告知與其有業(yè)務關聯(lián)的某保險公司，該保險公司向客戶銷售保險產品,，并為該客戶免費上了保險,。但是，該客戶認為個人隱私被侵犯而起訴該網(wǎng)絡通信公司。法院認定客戶隱私權被侵犯,。判決認為：“法律,、法規(guī)保護隱私權的目的是賦予權利主體對他人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介人自己私生活的控制權，以及對自己是否向他人公開隱私以及公開范圍的決定權,。因此,，個人信息的私密性是其重要內容，只要有未經許可向第三人披露他人個人信息的事實存在即可構成侵害,，就侵害的成立而言無須考慮第三人究竟給原告帶來的是利益還是損害,，私人信息為第三人所知本身即為損害。因此,，本案中被告將原告的個人信息提供給（網(wǎng)絡公司）上海分公司,，使得原告的信息被第三人所知悉，損害即成立,?！盵4]

 

從我國《民法總則》第110、第111條來看,，已經明確將隱私權與個人信息采取區(qū)分保護的“二元論”模式,，而且，在2016年11月7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并頒布的《網(wǎng)絡安全法》（2017年6月1號起施行）,，76條明確規(guī)定了個人信息的基本概念個人信息,，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自然人個人身份的各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個人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等?！薄睹穹倓t》草案第二次審議稿就有這一概念：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個人生物識別信息（如基因、指紋等）,、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也就是上述學者所說的“身份識別性”資料,。但到了第三次審議稿就不再重述這一概念,，改成了現(xiàn)在的第111條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并確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p>

 

筆者贊同這種“二元論”模式，總的說來,，隱私與信息總體上應該是有區(qū)別的,。單一的個人信息在正常使用時不會對個人構成侵犯，甚至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正常的交往必須需要個人的姓名,、性別、甚至愛好等,，如果每一個人都把自己變成一個“裝在套子里的人”,，每個人就是孤零零的人，而不能成為一個社會人,。只有當非正常搜集,、使用時才會對人造成危害。但隱私不同,，即使是正常的社會交往,，人也應該有尊嚴，也有不愿意透露的秘密和內心的自由空間,。因此,，每個國家的法律對隱私的保護程度與信息的保護是不同的。所以,，將二者區(qū)分保護是必要的,。

 

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的是,，個人隱私與個人信息在有些方面的確是交叉的,，因為，有一些個人隱私是通過“信息”這種外在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因此,，在具體生活及個案中肯定存在具體認定的情形。也許正是基于這種原因,，許多國家的立法和判例干脆不作任何區(qū)分,，而是在具體認定時,，由法官來判定保護的程度，在我國這種對隱私和信息采取“二元制”保護的立法模式下,，如何區(qū)分個人隱私與個人信息呢,？

 

雖然看起來我國《網(wǎng)絡安全法》76條規(guī)定了個人信息的基本概念，但也不能完全解決實踐中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的明確區(qū)分,。我認為,，應用“三分法”來區(qū)分隱私與信息，即分為純粹的個人隱私,、隱私性信息,、純粹的個人信息。

 

純粹的個人隱私,，是隱私權保護的主要部分,，是指個人生活最私密、直接涉及到個人人格尊嚴與自由的部分,，一旦侵人,，直接會造成受害人的損害，特別是精神損害,。它主要包括：（1）空間隱私權,，主要是指個人的私密空間，例如,，住宅,、租賃的房屋、暫時居住的旅館等,。甚至有的學者主張,，還應包括個人處在辦公室、電話亭這樣的可以“合理期待有隱私權的地方”{2}231,。但在我國,，要將辦公室也作為可以“合理期待有隱私權的地方”，恐怕難以接受,，我們習慣認為,，辦公室屬于公共場所，尤其是在工作上班期間,，闖入辦公室難以認定為侵入個人的私密空間,；（2）私生活秘密，包括身體隱私,、生活隱私（如戀愛史,、情人關系、夫妻生活,、日記等）,。這些私生活秘密是每一個人一般不愿意讓他人知道的，屬于“個人心中的秘密王國”,，屬于個人最期望“不被打擾的領地”,。

 

隱私性信息，實際上就是隱私與純粹的個人信息交叉的部分,。但其與純粹的個人信息不同的是,，它們對于個人的人格尊嚴“離得較近”，每個個人對于這一部分信息的敏感程度,，更接近于個人隱私,。隱私性信息主要包括：醫(yī)療信息（例如，艾滋病病史資料,、許多重大疾病的病歷信息等,。由于人們想有尊嚴地生活，故這一部分信息屬于隱私性信息）,、銀行存款信息及其他財產性信息（如理財信息,、投資信息等）。這些信息因與個人尊嚴離得較近,，與隱私的關聯(lián)度較高,，對其保護更接近于隱私權保護。

 

純粹的個人信息就是《網(wǎng)絡安全法》76條所列舉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別、住址,、出生日期,、電話、身份證號碼,、婚姻狀況,、家庭成員、職務或者職稱,、工作單位,、教育背景等等。這些信息雖涉及個人,，但它們與個人的人格尊嚴“離得較遠”,，人們對它們的敏感程度遠遠不及隱私和隱私性信息。例如,，日本關于早稻田大學侵權案的判例就是很具有爭議和說明性的例子,。1998年1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計劃在早稻田大學演講,，于是,，早稻田大學制作了記載有報名參加者的姓名,、學號、住所和電話號碼的名單,。大學方面應警備當局的要求,，向其提交了這一份名單。之后,，6名學生以侵害隱私為由,，起訴校方請求賠償。一審的東京地方法院認為,，雖然個人的姓名在傳統(tǒng)意義上屬于隱私的范圍,，但是，由于出示行為具有正當理由,，屬于社會觀念上允許的范圍之內,，因此，足以阻卻違法性（東京地判平13-4?11,，《判時》1752號第3頁）,。二審的東京高裁認可了本案的個人信息隱私權，認為由于校規(guī)禁止對于個人信息進行目的外的使用,，而校方違反了規(guī)定,，因此否定了違法性阻卻事由的成立。但是,，在精神損失的數(shù)額上,，認為作為名義上的賠償，每人1萬日元的賠償額就足夠（東京高判平14?1?16,，《判時》1772號第17頁）{3}171-172,。對于該案的判決，在日本也有不同的意見,，日本最高法院的多數(shù)意見認為,，對于這樣的個人信息，本人不想被他人隨意知曉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種期待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所以，上訴人的個人信息應該作為隱私權受到保護,。但也有反對意見認為,，這樣的信息從性質上看，屬于不愿意被他人知曉程度較低的信息,。另外,，還有人認為，提交名單只要具有正當理由,，侵權行為就不成立剛2,。

 

按照中國大陸的學理及判例規(guī)則,，這種名單的提交具有正當理由，具有阻卻違法性,，不會成立侵權行為,。如果這種情況也成立侵權行為，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公共安全將成為問題。即使通過法益衡量的評判,，也不成立侵權行為,。其實，日本的判例規(guī)則也認為,，對信息的侵犯構成侵權行為,，必須具備三個要件：（1）該信息必須是與個人私生活上的事實相關的信息；（2）以一般人的感受為基準,，站在當事人的立場上,，如果將信息公開，會給當事人帶來心理負擔與不安,，那么由此可以認定是當事人不愿意被公開的內容,；（3）必須是還沒有被一般的人所知曉的事情{3}172。日本的判例及學理均主張在隱私權的問題上,，采取利益衡量的原則{3}166,，但不知為何，在早稻田大學案中,，卻沒有采取這一原則,。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由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jiān)督檢驗檢疫總局&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頒布的《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tǒng)個人信息保護指南》（下稱《指南》）第3條（3.7與3.8）將個人信息區(qū)分為個人敏感信息（personal sensitive information）和個人一般信息（personal general information）,。對個人敏感信息的定義是：“一旦遭到泄露或修改,，會對標識的個人信息主體造成不良影響的個人信息。各行業(yè)個人敏感信息的具體內容根據(jù)接受服務的個人信息主體意愿和各自業(yè)務特點確定,。例如個人敏感信息可以包括身份證號碼,、手機號碼、種族,、政治觀點,、宗教信仰、基因,、指紋等,。”而個人一般信息的定義是：“指除個人敏感信息以外的個人信息,?！边@種區(qū)分與我們在這里討論的問題應該是不同的,，《指南》沒有將隱私考慮進去，而且也很不全面,，也許像手機號碼這種信息比起財產性信息,、健康信息（病歷信息等）更不敏感。這大概與《指南》的規(guī)范對象有關,，它最主要的不是法律規(guī)范,，而是行業(yè)自律規(guī)約，而且《指南》說的也很清楚：“各行業(yè)個人敏感信息的具體內容根據(jù)接受服務的個人信息主體意愿和各自業(yè)務特點確定,?！币虼耍M管在《指南》中被列為“敏感信息”的信息,，在民法上不一定就等于“隱私性信息”,。

 

三、我國隱私權與信息權保護的請求權基礎

 

（一）侵犯隱私及隱私性信息的樣態(tài)和請求權基礎

 

1.侵犯隱私及隱私性信息的樣態(tài),。（1）非法披露或者公開個人的隱私或者隱私性信息,，包括公開他人的私密照片、病歷信息,、日記內容,、通信信息等；（2）侵人他人的私密空間,，也就是學者所說的空間隱私權的侵害,，包括非法侵人他人的住宅、公共場所專供個人使用的更衣室以及其他可以期待有隱私空間的地方,；（3）非法侵擾他人的生活安寧,，例如，對于他人的住所進行監(jiān)聽,、窺探,，跟蹤他人的行蹤、竊聽他人的私人電話,，非法刺探他人的隱私或者隱私性信息等,。

 

2.被侵害人的請求權基礎。如果僅僅從“被害人”的視角看,，主要是指“被動”性防御的請求權基礎,。這一類請求權基礎主要有兩個：一是我國《侵權責任法》上關于侵權責任的請求權基礎，即《侵權責任法》6條,、第15條及第22條的規(guī)定,，承擔侵權責任；二是《侵權責任法》36條規(guī)定的“網(wǎng)絡侵權責任”，即網(wǎng)絡用戶,、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wǎng)絡侵害隱私權及隱私性信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接到被侵權人通知要求其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而其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侵權責任,；網(wǎng)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wǎng)絡用戶利用其網(wǎng)絡服務侵害他人隱私或者隱私性信息的,，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侵權責任。

 

至于《民法總則》110條是否能夠以及如何作為請求權基礎的問題,，實值得討論,。該條僅僅規(guī)定了自然人享有隱私權（當然包括隱私性信息），但僅僅從該條,，難以得出救濟性權利——請求權。只有結合第109條及第八章“民事責任”,，才能分析請求權及其基礎問題,。第108條規(guī)定“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自然就是說,，侵犯后要承擔侵權責任,。但該侵權責任如何承擔呢？還是要回到第八章“民事責任”第179條的責任方式,，而這些責任方式與《侵權責任法》15條完全一樣,，因此說到底，還是“侵權責任”,。

 

但問題是：如果僅僅按照《民法總則》第八章“民事責任”的規(guī)定及第109條,、第110條的規(guī)定，是否就足以成為對隱私權救濟的請求權規(guī)范基礎了呢,？顯然不能,！因為這里沒有規(guī)定責任構成的最核心的要件——歸責原則。因此,，如果要追究責任,，還必須要借助《侵權責任法》。如果是按照這種理解的話,，侵犯隱私權和信息權在我國《民法總則》中根本就沒有救濟措施,，即沒有請求救濟的權利基礎。第109條規(guī)定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也就只能借助于《侵權責任法》來作為請求權基礎了,。從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的基本邏輯和思路看,，這無疑是正確的：侵犯“人格權”只能在侵權法中得到救濟，以侵權法規(guī)范為請求權基礎。但這樣一來,，就更證實了一個結論民事責任”專門規(guī)定在《民法總則》部分是多余的,，因為侵權責任、違約責任,、物上返還請求權分別在侵權部分（我國未來民法典可能稱為侵權編）,、合同部分（我國未來民法典可能稱為合同編）和物權編（我國未來民法典可能稱為物權編）都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包括具體的構成要件和責任形式,，為什么還要在《民法總則》部分規(guī)定一個“民事責任”呢,？是給誰準備的呢？假如說,，在1986年《民法通則》制定時,，由于我國尚未制定物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等,，人們不知道這些責任形式，所以,，在《民法通則》中規(guī)定這些責任形式很有必要的話,，那么在今天，尤其是制定民法典的時代,，在法典的《民法總則》再規(guī)定“民事責任”就顯得很多余了,。

 

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既然《民法總則》109條規(guī)定了“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第110條為什么還要正面去列舉這些權利呢,？這里顯然就涉及到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隱私權和隱私性信息具有財產性和支配性嗎？如果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第110條的規(guī)定之意義就是非凡的，否則,，該條就僅僅是第109條規(guī)定的“自然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的一個簡單的注腳而已,。

 

對此問題，王利明教授認為,，隱私權是一種精神性人格權,，雖然其可以被利用，但其財產價值并非十分突出,，侵害隱私權主要導致的也是精神損害,。隱私權是一種消極的、防御性的權利,，在該權利遭受侵害之前,，個人無法積極主動地行使權利,，而只能在遭受侵害的情況下請求他人排除妨害、賠償損失等{8},。也就是說：（1）隱私權無財產價值,；（2）無積極支配性，僅僅能夠在被侵害時防御,。

 

王澤鑒教授則認為：傳統(tǒng)見解認為,，人格權系以人的尊嚴價值及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內容，此項人格上的精神利益不能以金錢加以計算,，不具有財產的性質,。其被侵害時，被害人雖得請求此等人格法益受侵害所生財產損害,，但不能因此而認為此等人格法益本身具有財產價值,。但是，20世紀以來,，舉世各國的社會經濟發(fā)生重大變化,，人格權的商業(yè)化和財產價值受到重視，美國法上的隱私權的公開權和德國判例都承認其有財產價值,，臺灣地區(qū)判例也承認之{6}297-351,。

 

以上兩種觀點看起來不同，甚至是對立,，但仔細分析,，實際上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隱私權的范圍問題,，即美國,、德國等國家是將信息納人到隱私中加以一體保護的，王澤鑒教授所說的有財產性的部分是否是指我們國家學理和立法上所說的“信息部分”,？如果是這樣的話,，分歧就很小了，因為王利明教授也認為,，信息具有財產性{8},。二是對如下現(xiàn)象如何解讀——“某些人格權（包括隱私權和隱私性信息）的商業(yè)化利用”？例如,，美國的隱私權公開權是否屬于對隱私的支配,？美國當年的白宮實習生萊文斯基將與時任美國總統(tǒng)的克林頓秘密交往的日記“出賣”給一家出版公司，這是否屬于隱私權的財產性或者支配性,？如果僅僅從表面上看,，這確實屬于財產性或者支配性，但從本質或者邏輯上看,，如果我們還認為隱私權或者隱私性信息屬于“人格尊嚴”的話,，人格尊嚴是否具有財產性和可支配性？因此，不僅是從傳統(tǒng)見解來看,，隱私權或者隱私性信息不具有財產性或者可支配性,，更重要的是，如果從邏輯上看,，其也不具有財產性和可支配性,。因此，以上兩種觀點實際上就涉及到從現(xiàn)象還是本質（邏輯）上解讀的問題,，如果僅僅從現(xiàn)象上看,，身體的器官可以轉換金錢，是否可以認為,，健康權或者身體權也有財產性和可支配性,？許多國家法律承認賣淫屬于合法，是否據(jù)此就可以認為“貞操權”（性行為自主決定權）這種“人格尊嚴”也具有財產性或者可支配性,？如果我們按照現(xiàn)象去解讀人格權,，其實往往會曲解人格權的本來面目。因此,，筆者還是支持傳統(tǒng)的見解,，贊同王利明教授的觀點：隱私權和隱私性信息不應該具有財產性和可支配性。至少我們還要清楚,，在我們國家像器官買賣,、賣淫、出賣個人隱私等屬于違反善良風俗的行為,，因此,，不能將這種行為作為論證隱私權這種人格尊嚴具有財產性和可支配性的論據(jù)來適用。

 

因此,，筆者認為,，我國《民法總則》110條僅僅是第109條的一個注腳：告訴人們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包括自然人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等權利,，但不限于這些，還有其他的自由和尊嚴,。當然,，或許有一天,，我國《民法總則》這種正面規(guī)定人格權的模式，會給人格權的財產性,、可支配性和可處分性提供合理的基礎,。

 

（二）侵犯信息權的樣態(tài)和請求權基礎

 

1.侵犯信息權的樣態(tài)。我國《民法總則》111條規(guī)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個人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開個人信息,?！边@些行為應該看作是侵害信息權的樣態(tài)。

 

（1）非法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按照我國《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tǒng)個人信息保護指南》第5.1a）的規(guī)定,，“收集是指對個人信息進行獲取并記錄”，而“利用是指按照特定目的對個人信息加以利用”,。按照我國《網(wǎng)絡安全法》41條的規(guī)定網(wǎng)絡運營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公開收集,、使用規(guī)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被收集者同意,。網(wǎng)絡運營者不得收集與其提供的服務無關的個人信息,，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和雙方的約定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并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和與用戶的約定,，處理其保存的個人信息,。”

 

我國《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tǒng)個人信息保護指南》5.2.1-5.2.7對個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作了規(guī)定,，具體規(guī)則是：（A）收集階段要具有特定,、明確,、合法的目的；（B）收集前要采用個人信息主體易知悉的方式,，向個人信息主體明確告知和警示如下事項：a）處理個人信息的目的,；b）個人信息的收集方式和手段、收集的具體內容和留存時限,；c）個人信息的使用范圍,，包括披露或向其他組織和機構提供其個人信息的范圍；d）個人信息的保護措施,；e）個人信息管理者的名稱,、地址、聯(lián)系方式等相關信息,；f）個人信息主體提供個人信息后可能存在的風險,；g）個人信息主體不提供個人信息可能出現(xiàn)的后果；h）個人信息主體的投訴渠道,；i ）如需將個人信息轉移或委托于其他組織和機構,，要向個人信息主體明確告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轉移或委托的目的,、轉移或委托個人信息的具體內容和使用范圍,、接受委托的個人信息獲得者的名稱、地址,、聯(lián)系方式等,；（C）收集個人一般信息時，可認為個人信息主體默許同意,，如果個人信息主體明確反對,，要停止收集或刪除個人信息；收集個人敏感信息時,，要得到個人信息主體的明示同意,；（D）只收集能夠達到已告知目的的最少信息；（E）要采用已告知的手段和方式直接向個人信息主體收集,，不采取隱蔽手段或以間接方式收集個人信息,；（F）持續(xù)收集個人信息時提供相關功能，允許個人信息主體配置,、調整,、關閉個人信息收集功能；（G）不直接向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人收集個人敏感信息,，確需收集其個人敏感信息的,，要征得其法定監(jiān)護人的明示同意。

 

在使用階段,，要遵循《網(wǎng)絡安全法》41條的規(guī)定,，即遵循下列原則：（A）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B）使用的目的和規(guī)則,、范圍、方法公開原則,；（C）同意原則,，即上述各項要經過信息主體的同意。

 

違反上述原則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者,，即為非法收集和使用,。

 

（2）非法加工。按照我國《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tǒng)個人信息保護指南》下稱《指南》第5.1b）的規(guī)定,，加工指對個人信息進行的操作,，如錄人、存儲,、修改,、標注、比對,、挖掘,、屏蔽等。按照該《指南》5.3.1-5.3.7條的規(guī)定,，對個人信息的加工應遵循下列規(guī)則：（A）不違背收集階段已告知的使用目的,，或超出告知范圍對個人信息進行加工；（B）采用已告知的方法和手段,；（C）保證加工過程中個人信息不被任何與處理目的無關的個人,、組織和機構獲知；（D）未經個人信息主體明示同意,，不向其他個人,、組織和機構披露其處理的個人信息；（E）保證加工過程中信息系統(tǒng)持續(xù)穩(wěn)定運行,，個人信息處于完整,、可用狀態(tài)，且保持最新,；（F）個人信息主體發(fā)現(xiàn)其個人信息存在缺陷并要求修改時,，個人信息管理者要根據(jù)個人信息主體的要求進行查驗核對,，在保證個人信息完整性的前提下,，修改或補充相關信息；（G）詳細記錄對個人信息的狀態(tài),，個人信息主體要求對其個人信息進行查詢時,，個人信息管理者要如實并免費告知是否擁有其個人信息,、擁有其個人信息的內容、個人信息的加工狀態(tài)等內容,，除非告知成本或者請求頻率超出合理的范圍,。

 

以“非法目的”或者“非法手段”加工個人信息，都構成非法加工,。

 

（3）非法傳輸,、提供或者公開。按照我國《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tǒng)個人信息保護指南》下稱《指南》第5.1c）的規(guī)定,，轉移是指將個人信息提供給個人信息獲得者的行為,，如向公眾公開、向特定群體披露,、由于委托他人加工而將個人信息復制到其他信息系統(tǒng)等,。這里所說的“轉移”，實際上就是指“傳輸,、提供或者公開”,。該《指南》5.4.1-5.4.5條的規(guī)定，傳統(tǒng)的基本規(guī)則是：（A）不違背收集階段告知的轉移目的,，或超出告知的轉移范圍轉移個人信息,；（B）向其他組織和機構轉移個人信息前，評估其是否能夠按照本《指南》的要求處理個人信息,，并通過合同明確該組織和機構的個人信息保護責任,；（C）保證轉移過程中，個人信息不被個人信息獲得者之外的任何個人,、組織和機構所獲知,；（D）保證轉移前后，個人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用性,，且保持最新,；（E）未經個人信息主體的明示同意，或法律法規(guī)明確規(guī)定,，或未經主管部門同意,，個人信息管理者不得將個人信息轉移給境外個人信息獲得者，包括位于境外的個人或境外注冊的組織和機構,。

 

我國《網(wǎng)絡安全法》42條規(guī)定：“網(wǎng)絡運營者不得泄露,、篡改、毀損其收集的個人信息,；未經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但是,，經過處理無法識別特定個人且不能復原的除外,?！钡?4條規(guī)定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竊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個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p>

 

違反上述規(guī)則，以違法目的或者手段傳輸,、提供,、公開個人信息的，即構成非法傳輸,、提供和公開個人信息,。

 

（4）出售個人信息。出售個人信息與一般的非法提供或者披露或者傳輸,、公開不同的是,，出售是以獲取“對價”或者說營利為目的。目前,，這種情況在我國各地非常普遍：將個人買賣房屋的電話號碼,、理財信息、嬰兒出生信息,、擁有某某品牌汽車的信息,、家里有適齡兒童信息等出售給某些房屋中介、推銷產品的企業(yè)或者個人,，意圖謀利,。生活在今天的我們，經常收到一些垃圾短信或者騷擾電話,，其實與這種情況有關,。按照上述《網(wǎng)絡安全法》44條之規(guī)定，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

 

出售個人信息,，無論什么理由都屬于“非法”。當然,，上述“非法收集和使用”“非法加工”“非法傳輸,、提供或者公開”個人信息中的“非法”，如果稱為“不當”,，可能更加合適,。因為，這里的所謂“非法”,，很多都屬于違反社會一般觀念或者說“善良風俗”等,，不見得一定是明確的法律的禁止性規(guī)范，就好比侵權行為構成中的“違法性”一樣，很多實際上屬于“不當行為”,。

 

2.救濟與請求權基礎,。（1）預防性救濟措施及請求權基礎,。我國《網(wǎng)絡安全法》42條及《民法總則》111條為預防性救濟措施提供了請求權基礎,。《網(wǎng)絡安全法》42條規(guī)定網(wǎng)絡運營者應當采取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確保其收集的個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毀損,、丟失,。在發(fā)生或者可能發(fā)生個人信息泄露、毀損,、丟失的情況時,，應當立即采取補救措施，按照規(guī)定及時告知用戶并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薄睹穹倓t》111條規(guī)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并確保信息安全,?！?/p>

 

但問題是，如果說《網(wǎng)絡安全法》屬于行政管理型法規(guī)可以規(guī)定預防性措施的話,，那么,，《民法總則》中能否找到這種預防性規(guī)范及請求權基礎呢？正常情況下,，在一個國家的民法典的總則部分找到這種規(guī)范是很困難的,，但是，由于我國《民法總則》與其他“德法法系”的國家之民法典模式不同,，在第八章規(guī)定了“民事責任”,，在該部分的第179條規(guī)定了“消除危險”的責任方式。那么,，能否從“消除危險”中解釋出對信息保護的“預防性救濟措施”呢,？因為，這種“消除危險”的救濟措施,，大概相當于大陸法系國家物權法上的“妨害預防請求權”,，主要是針對物權有被妨害之虞時，可以請求除去,。因此,，《民法總則》中179條的規(guī)定，就難以用作保護信息的此種預防性措施了。只能看作是當發(fā)生這種結果時,，如果能夠判定這些組織沒有采取安全措施,，視為“過錯”而承擔責任。

 

（2）責任性救濟措施及請求權基礎,。由于侵犯信息權與侵犯隱私權或者隱私性信息不同,，侵犯信息權對人損害的程度一般來說比侵犯隱私權或者隱私性信息“要弱”，因此,，救濟性措施也就比較廣泛,，有時候僅僅要求刪除或者更正就可以達到救濟目的。

 

從請求權基礎來看,，我國《網(wǎng)絡安全法》《民法總則》及《侵權責任法》都給其救濟提供了請求權基礎及救濟措施,，[5]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

 

（A）刪除請求權,。對此,，《網(wǎng)絡安全法》42條、第43條及第47條,、《侵權責任法》36條都規(guī)定了要求刪除的權利,。

 

（B）承擔侵權責任的請求權。如果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方式，并不必然排除其他責任方式,。如果采取上述措施不能或者不能完全對受害人提供充分的救濟,，受害人可以請求承擔其他的侵權責任。對此,，我國《民法總則》第八章的“民事責任”及《侵權責任法》可以為此提供有效的請求權基礎和救濟措施,。

 

（C）更正請求權。按照我國《網(wǎng)絡安全法》43條的規(guī)定,，個人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運營者收集,、存儲的其個人信息有錯誤的，有權要求網(wǎng)絡運營者予以更正,。網(wǎng)絡運營者應當采取措施予更正,。

 

四、結論

 

在我國《民法總則》將隱私與信息區(qū)分而作二元保護的立法模式下,，正確區(qū)分信息及隱私有重大意義,，因為二者的救濟措施還是不同的，例如,，對信息的保護有“請求更正”的權利,，但對于隱私就不可能采取這種方式,，如果“隱私”有錯誤，就屬于“不真實”,，則可能構成侵害名譽權,。另外，即使是“刪除”這種的保護措施,，對于隱私和信息也有不同的救濟效果,。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隱私與信息有時是可以清晰地區(qū)分開來的,，有時則難以區(qū)分,。因為,，隱私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屬于“空間隱私權”，如住宅,，公共場所（如商場）中的更衣室,、浴室等，該部分隱私與信息的區(qū)分是涇渭分明的,。但還有一部分隱私是通過一定的載體體現(xiàn)或者表達出來的,，其表現(xiàn)形式就是“信息”，尤其是在今天這樣一個越來越“無紙化”的生活時代,，例如,，個人的數(shù)碼私密照片等。還有一些信息,，雖然看起來確實是信息,，但這一部分信息離個人的“人格尊嚴或者自由”距離很近，對信息主體來說,，就屬于“不想讓他人知道的秘密”,，例如，艾滋病患者的病歷信息,、理財信息等,。這一部分隱私可能與信息交織在一起，有時難以區(qū)分,。因此,，許多國家或者地區(qū)干脆不作區(qū)分，在個案中具體認定,。在我國區(qū)分的立法保護模式下,，我們更應該在實踐中根據(jù)具體個案來區(qū)分它們，然后確定請求權基礎及救濟措施,。

 

至于請求權基礎,，我國既有一般法,，也有特別法。就一般法來說,，我們有作為民法典一部分的《民法總則》《侵權責任法》,。目前，這兩部法律可以作為對隱私與信息救濟的最直接的請求權規(guī)范基礎,。特別法如《網(wǎng)絡安全法》,。就隱私權來說，由于隱私權沒有支配性,，故其最一般的救濟方式就是停止侵害,、賠償損害（主要是精神損害）、消除影響（包括刪除）,、賠禮道歉,。就信息權來說，還有請求更正的救濟措施,。

 

【注釋】：

作者簡介：李永軍,，男，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專家建議稿主持人,，主要從事民商法學研究。

 

[1]【美】唐納德?吉爾莫等：《美國大眾傳播法：判例評析》,，梁寧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頁,；【澳】胡?貝弗利-史密斯：《人格的商業(yè)利用》,，李志剛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頁,；【日】五十嵐清：《人格權法》，鈴木賢,、葛敏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頁,；王利明：《人格權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00頁,；楊立新：《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91頁；劉凱翔：《民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頁；王澤鑒：《人格權法》,，三民書局2012年版,，第213頁；張新寶：《從隱私到個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論與制度安排》,，載《中國法學》,，2015年第3期。等等,。

[2]【美】唐納德?吉爾莫等：《美國大眾傳播法：判例評析》,，梁寧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70頁,；【澳】胡?貝弗利-史密斯：《人格的商業(yè)利用》,，李志剛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頁,。

[3]轉引自張禮洪：《隱私權的中國命運》,，載《法學論壇》，2014年第1期,。

[4]轉引自張禮洪：《隱私權的中國命運》,，載《法學論壇》，2014年第1期,。

[5]當然,，這里的救濟措施是指“民事救濟措施”，因此,，像《網(wǎng)絡安全法》第59條-第75條規(guī)定的諸如罰款,、沒收非法所得等，不屬于民事救濟措施,。所以,，在這里不討論之。

 

【參考文獻】：

{1}胡?貝弗利-史密斯.人格的商業(yè)利用[M].李志剛,，繆因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唐納德?吉爾摩,，杰羅姆? A ?巴龍,，托德?西蒙.美國大眾傳播法：判例評析[M].梁寧,，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3}五十嵐清.人格權法[M].鈴木賢,，葛敏,，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4}魏曉陽.日本隱私權的憲法保護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浙江學刊,，2012（1）：124-129.

{5}陳聰富.民法總則[M].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6：71.

{6}王澤鑒.人格權法[M].臺北：三民書局，2012.

{7}張新寶.從隱私到個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論與制度安排[J].中國法學,，2015（3）：38-59.

{8}王利明.論個人信息權的法律保護——以個人信息權與隱私權的界分為中心[J].現(xiàn)代法學,，2013（4）：6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