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公司法》第20條禁止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不得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這條規(guī)定并未明確規(guī)定公司對外侵權而股東應否對公司侵權之債承擔連帶責任。借鑒美國公司法有限責任制度的演變歷史,，我們應當從《民事訴訟法》起訴條件,、股東重大過錯、大規(guī)模環(huán)境侵權,、產品責任,、工作場所致癌物污染、摻水股等方面進行立法完善,，建立起有限責任為一般原則和無限責任為例外的基本規(guī)范,。

 

關鍵詞：有限責任；公司侵權,；股東個人責任,；例外規(guī)定

 

—、公司侵權股東個人責任制度應發(fā)揮的作用

 

公司作為現代企業(yè)的基本形態(tài),，以有限責任作為其責任形式,。從歷史上看，有限責任制度的產生曾為公司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基礎,，它像一股神奇的魔力,，推動了投資的增長和資本的積累。[1]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fā)，公司的設立極大方便了投資者的投資選擇,，降低了投資風險,，有利于進行最佳投資組合，鼓勵和刺激了投資與交易,，實現其個人收益最大化,。公司有限責任吸引股東的同吋，也造成了對公司債權人保護薄弱的現實,，尤其是在公司股東惡意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之際,。公司的債權人與公司股東是公司發(fā)展壯大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兩大因素，隨著利益相關理論和社會責任理論的發(fā)展,，公司債權人的保護越來越受到關注,，尤其在公司侵權案中，如何追索惡意的股東責任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題,。

 

我國公司侵權股東責任制度由《民法通則》《公司法》及我國的司法實踐共同確立,。《民法通則》第36條和第43條確立了法人侵權行為能力,，將法人侵權行為能力的理論適用到公司法中即可得出公司具有侵權行為能力的結論,。《公司法》第3條則明確規(guī)定,，在我國的兩種公司形式（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公司取得法人資格后，財產即歸公司所有,，股東的權益僅僅在于收益,。[2]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更是強調審判民商事案件要認真執(zhí)行法人制度,。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第58條規(guī)定：企業(yè)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以法人名義從事的經營活動，給他人造成經濟損失的,，企業(yè)法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也就是說，對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yè)的侵權行為,，應該嚴格按照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以該法人所有的或管理的財產承擔有限責任。除法律,、法規(guī)有明確規(guī)定或當事人有約定的以外,，不能追究其他法人或者關聯股東的連帶責任。法人之侵權行為，自應由法人負其責任,。[3]這樣,，我國現行公司侵權股東責任是一種嚴格的有限責任。公司以其獨立財產對外承擔清償責任,，而公司的股東對公司債務不承擔任何義務,。如果一定把公司的股東與公司的外債牽連起來，那么公司股東也僅僅以其出資額為限來承擔風險,；假如公司股東以往的收益遠遠超出已經投資的數額,，那么公司以后的外債對于公司股東來說更是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公司的獨立人格和有限責任成為公司的面紗（the veil of incorporation）,，它把公司與其股東分開,，并保護股東免受債權人的直接追索。[4]

 

雖然我國修正之后的《公司法》第20條明文禁止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但這只是公司法作出的原則性規(guī)定,。對子“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等構成要件并未加以細化規(guī)定，而是賦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枚,。[5]“揭開公司面紗”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很難踐行,，這一制度在發(fā)揮效用的同時也產生了種種弊端，現實生活中大量空殼公司侵害債權人利益的案件有增無減,?？諝す井a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公司在身負重債時，轉移資產,，以其財產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使原公司空殼化；有的公司超額負債,，在嚴重資不抵債的情況下繼續(xù)經營,；有的在公司成立后即抽逃資本等等。有些家族公司在成立時,，把家庭成員作為股東進行登記,，公司實則由一人把持，股東隨意奪取公司財產,，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混雜不清,。公司的大股東操縱公司，通過關聯交易侵占公司財產,，或者任意干預公司事務使公司經營自主權名存實亡,。這些現象的存在嚴重侵犯了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在我國現階段法律規(guī)定下,，公司的股東與公司的債權人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系與沖突,，只有在公司的股東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其出資義務以及股東抽逃出資時,，除公司或者其他股東可以請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資義務和返還出資外，公司的債權人也有權利請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及抽逃出資的股東在其未出資本息范圍內及在抽逃出資本息范圍內對公司債務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即當股東利益與債權人利益發(fā)生沖突時,，在價值取向上應優(yōu)先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因為股東是公司的內部人,，擁有更強的風險規(guī)避能力,。[6]但我國法律也僅僅是在對公司股東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其出資義務以及股東抽逃出資時，對公司債權人進行保護,；而在公司股東惡意損害債權人利益方面,，卻缺乏相應的法律保護。我國《公司法》關于公司人格否認制度中主體范圍的適用,、股東行為條件的規(guī)定,、舉證責任的分配等都無明確的規(guī)定，這些過于粗糙化和原則性的規(guī)定導致在公司侵權案件中債權人的利益很難得到保障,，惡意股東被追索的少之又少,，“揭開公司面紗”在司法實踐中障礙重重。

 

因為我國《公司法》尚未建立“公司侵權股東無限責任”制度,，一旦這些公司股東惡意侵權,，債權人很難獲得賠償。對于公司股東嚴重的出資瑕疵情況,，也沒有公司股東承擔無限清償責任的法律規(guī)定,，如何完善我國公司侵權股東個人責任制度是一個重大課題。

 

二,、我國公司侵權股東責任制度的缺陷

 

所謂“有限責任”（Limited liability）—般而言是對股東提供的一種豁免特權,，當公司發(fā)生對外負債或侵害他人的情形，在股東同意投資入股的財產數額外,，股東對公司債務一一當然包括侵權行為之債,，無需承擔“個人責任”（personal liability）,。[7]有限責任制度的本質法意是要保護股東的,，使股東個人不會因為公司被訴至法院而受到牽連，也不會卷入對公司的訴訟請求之中,。有限責任最初是公司這種企業(yè)形式所獨有的,，如今，我國合伙企業(yè)等商業(yè)組織也賦予其合伙人,、成員或其他內部人以有限責任的豁免權,。在學理上，有限責任同樣保護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在有些情形之下,，追究個人責任比追究法人責任更有意義,，特別是當我們需要將過錯和道德因素歸咎于前者時更是如此，因為法人并無血肉靈魂,，但有著漫無邊際的自利性,。在司法實踐中，無論是“濫用股東權利”的司法認定,，還是司法實踐中運用的少數股東救濟方式都存在明顯的缺陷,，亟須完善。[8]

 

（一）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

 

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是一柄雙刃劍,，既可以是遏制股東濫用公司獨立法人地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利器，也可以成為影響公司正常經營,、損害股東合法權益甚至是危及法人制度正常發(fā)展的工具,。[9]有限責任制度維護了股東的權利，保護了股東的權益,，降低了股東的投資風險,，股東享有收益權等權利，這些都是公司有限責任的優(yōu)點,。但是股東的有限責任與公司的獨立人格,，使得股東的權利與義務并不完全對等，這對公司的債權人來說是不公平的,。公司的債權人無權管理公司,，而公司的控股股東僅以其出資額對外承擔責任，這對公司的債權人極其不利,。對債權人保護不足是公司法人獨立地位的固有特點或者是缺陷,。而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如果對公司的具體情況不加以分析和判斷,，對債權人追究股東的連帶責任規(guī)定不詳盡,，導致非責任股東受到質疑和牽連，那么就可能導致股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還有可能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與運轉,，這些也是公司侵權股東責任制度的缺陷。在立法上,，法律對一人公司賦予了更大的責任與證明義務,，只要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于股東自己的財產，其就要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一舉證責任倒置的嚴格責任對一人公司的正常運營更加不利,。

 

構成濫用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的行為包括：利用公司法人人格規(guī)避法定義務或契約義務；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主要指公司和股東之間存在財產混同,、業(yè)務混同和組織機構混同的現象,。[10]這些現狀的出現均出于股東的惡意，而逃避對債權人的債務是產生這一惡意的常見動機,。如果關聯公司債權人的損失是由于該控制股東濫用關聯公司獨立人格造成的,，則應該進一步揭開關聯公司背后控制股東的面紗，由該控制股東對關聯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11]“股東”（shareholders）之外,，公司還有其他的一些“利害關系人”（stakeholders）—董事、監(jiān)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也可能需要承擔全部或部分責任,。公司面對的請求之訴可能是多重的，在這些公司訴訟中股東也可能被追責,。例如,，為了籌集必需的資本，公司與貸款人達成借貸合同進行融資,；公司承諾對員工支付工資,；公司的代理人可能受到人身損害；公司的員工在工作中也可能致使第三人受到傷害,。上述活動中每一項都可能引發(fā)公司責任或股東個人責任,，甚至連帶責任。在德國,，股東的直索責任是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故意悖于善良風俗之方法加害他人）提出的,。[12]

 

（二）沖擊公司的有限責任體系

 

進一步明確公司侵權行為之債的股東個人責任必然會沖擊既已確立的有限責任原則。這個矛盾在美國公司法歷史上也發(fā)生過激烈的爭論,。美國著名法學家弗里曼（Friedman）教授指出,，經濟增長的邏輯雖不為多數當代人所察覺但它在為自身起草法律規(guī)范，這一論斷尤其適用于公司制企業(yè)的現實,。侵權責任法以一種當代掌權者認為社會可以普遍接受的方式在向前發(fā)展著,，這種方式簡單地講就是塑造出對新成長起來的企業(yè)保持友好的法律規(guī)范。[13]在美國,，通過個案司法程序精雕細琢而形成的規(guī)則,，如共同雇員規(guī)則（fellow-servant rule）、自冒風險規(guī)則（assumption of risk）,、過失相抵規(guī)則（contributory negligence）,，都是迎合企業(yè)的需要的規(guī)則,，顯然不利于侵權行為的受害者,。再者，之所以說過失責任原則本身保護的就是公司利益,，是因為原告只有當被告公司存在過錯才能獲得賠償,，而不是只要公司有致害的事實就應當獲得賠償,。到了19世紀中期，美國法院開始放寬了要求,，對受害人采取了較為溫和的寬松態(tài)度,，令個人受害者相對容易地從公司那里取得賠償。法院采納了“最后明顯機會規(guī)則”（lastclear chance）和“事實自證規(guī)則”（res ipsa loquitur）之類的新規(guī)則來平衡受害者與公司之間的禁止關系,，關鍵是降低了原告舉證的門檻,。與之同時，州的立法機關開始要求大型公司承擔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特別是鐵路運輸企業(yè)若違反安全責任法必定要賠償,。美國侵權責任法的這些改革行動出現在1855年至1875年的20年間。弗里曼教授幾乎未提及這一期間有限責任規(guī)則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但是,，如果我們將那些主張對公司侵權（corporate torts）拋棄無限責任的判例法規(guī)則疊加于弗里曼教授的研究結論之上，那么,，其結果可能暗示著一個全新的理論誕生了,。按照這種新理論，對公司侵權行為適用有限責任制度以建立一個較為均衡的責任水平,。也就是說,，法院和立法者正在小心翼翼地放寬限制性侵權規(guī)則，使之更有可能令公司本身承擔責任,，而法院則對制定法和公司章程進行狹義解釋以保護股東利益,。原告可以從中取得“蛋糕”的份額在増大，但是法院并不希望這一份額增大得不受限制,。這樣的解釋有其獨特的魅力,，主要是因為它拋棄了法院經常套用的分析模式一一某個法律部門的規(guī)則被照搬適用于其他的法律部門。合同法和侵權法的界線被磨得脆弱和模糊了,。甚至個別情況下侵權法與公司法之間的分界線如此含糊以至于合二為一了,。

 

在某些語境下有限責任制度可以限制股東責任。一般而言,，立法者會選擇作出有利于股東的有限責任之假設一一盡管這種假設僅限于少數例外的情形,。有限責任保護的只是股東的個人財產，并不保護公司本身的財產免于強制執(zhí)行程序,，因此,，公司的債權人可以訴請法院依法查封、處置以兌現債權,。再者,，如果股東實施了侵權行為或者以個人行為負了債，有限責任就無能為力,。然而,，絕大多數情況下債權人不能有效控制公司的財產以償還股東個人債務,。在很多情況下，即使?jié)M足了某個法律規(guī)范的事實構成,，但是法律適用者卻不能立即采納該規(guī)范的法律后栗,。[14]公司法設計了一些填補原則，以達到保護公司財產不會用于承擔股東個人責任的目的,。這些原則純屬防御性質的,，是相對于有限責任本意上的公司所有者股東保護功能；即使適用這種有限責任制度,，也不是絕對的保護,。有限責任在法律上屬于“缺省”性質的規(guī)范（default rule），即在公司法沒有特別規(guī)范的時候它就會成為一般法規(guī)范,，但是,，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予以規(guī)避。

 

第一種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當事人就有限責任進行約定,，達成合同,。為此目的，公司及其股東在與放款人之類的對方當事人簽訂的合同上規(guī)定：一旦公司違約,，公司股東應當承擔個人責任一一要么按照比例分擔,，要么連帶承擔。這種合同約定的方法賦予某些類型的放款人以特權,，使之優(yōu)越于其他人,。這種方法適用于那些有談判實力的放款人，可以與公司協(xié)商確定合同條款,，甚至可以使用預制的格式貸款合同,。但是，對于出口貿易貸款之類的小額放款人就不具備與公司談判來排除有限責任的能力,。第二種可能規(guī)避有限責任的方法乃是在公司章程中就股東的有限責任作出安排,。這種安排可以選擇在公司創(chuàng)立前或事后修改公司章程來實現。這種方式和第一種方式都允許公司排除缺省規(guī)則,，這樣,，股東責任規(guī)則就會同時符合公司、股東及其債權人的實際需要,。

 

在美國,，公司除了采取無限責任或有約束的責任制度之外，州的立法機構甚至可以制定專門法律取締有限責任制度,。即使公司章程并未對有限責任規(guī)定例外“剩余權力說”（the reserved powers doc-trine）允許州立法機關制定新的責任規(guī)則,，使之建設性地修正公司章程，彌補公司章程安排的缺漏。我國公司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并在全國統(tǒng)一實施的,。但是,，我們應當看到無論是與債權人的合同還是公司章程安排都符合公司法的自治法特征,，我們完全可以在公司法中就有限責任約定排除適用的法律規(guī)定上增設新的規(guī)則。

 

三,、公司侵權股東個人責任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對股東個人之訴的相關規(guī)范

 

我國《公司法》對公司侵權情形下股東應當承擔個人責任的規(guī)范是殘缺不全的,，僅在第20條規(guī)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一條實體法的規(guī)定使那些惡意股東陷入了可能被訴請承擔公司債務的法律約束之網,。但是,，如果股東非惡意濫用而是公司主動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的，股東是否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并無規(guī)定,。另一方面，作為公司侵權之債的債權人是否可以訴諸法院,，以之為據勝訴,，尚需要相關規(guī)范的完善。在英美公司法的發(fā)展史上,，侵權之訴作為相對較新的訴訟理由最初是由法院通過個案審判來滿足原告對股東個人責任的訴請的,。侵權行為的受害者與公司股東之間的內在緊張關系持續(xù)存在，多數法院偏向于作出不利于受害者的裁決意見,。當然,，這不是說法院偏袒公司股東。在美國,，就公司合同之債而言,，立法者和法院明確要求股東對公司借款合同之債要承擔個人責任。放款人甄別出各種利益,，并非任意而為,。這樣的規(guī)則并不是一兩個案例或一兩年就形成的，美國法官具有造法的功能,，也耗費了數十年,，且聚訟紛紜。不同州法院的法官相互借鑒判決理由且從布萊克斯通（Blackstone）[15]等法學教授的著作里引經據典,，獲取權威注解,。立法者使用的是法官判決的語言，根據法院解釋這種語言的方式決定舍棄或改變。法官和立法者小心謹慎地發(fā)展相關規(guī)則,，而且要同步對現代公司法和侵權責任法進行新的解釋,。這一點對我國公司侵權的股東個人責任制度的完善具有特別啟發(fā)。

 

我國《公司法》在法律責任部分及其它任何部分都沒有直接規(guī)定公司侵權的法律后果也應當由股東個人來承擔的情形,。我國《侵權責任法》也沒有單獨規(guī)定股東個人對公司侵權行為承擔責任的情形,。公司侵權之訴在我國最近修正后的《民事訴訟法》上也沒有專門的規(guī)定。當然,，從法理上看,，公司作為侵權行為的行為人完全屬于我國《侵權責任法》第4條所規(guī)定的“侵權者”或“行為人”的范疇，特別是產品責任一章中“生產者”或“銷售者”的語言必然涵蓋了公司制的企業(yè),。因此,，從責任主體資格來看，我們在完善股東個人責任制度的訴訟機制方面,，筆者認為應當作出以下努力：一是,，在公司法的法律責任部分增設一個條文，規(guī)定：“公司侵犯第三人合法權益的,，如果股東有重大過錯,，受害人可以單獨起訴股東，要求其承擔個人責任”,。這樣,，在公司基本法框架下直接解決了重復解釋公司法和侵權責任法的立法負擔，也可以明了受害人可以起訴的主體對象,。這在有些不法公司實施大規(guī)?？諝馕廴尽⑺廴竞屯恋匚廴疽约按笠?guī)模產品污染的現代社會,，不可或缺,。二是，結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9條關于起訴條件的程序規(guī)范,，對公司侵權的股東個人責任之訴可以增設如下規(guī)定：“以公司侵權為由而要求直接以股東為個人被告的,，可以受理”。如此,，從實體法和程序法上雙重保障受害人的訴權,。

 

（二）確立公司侵權股東承擔個人責任的例外規(guī)則

 

我國《公司法》經歷了三次修訂，在借鑒英美公司法的基礎上確立了有限責任為股東對公司債務的基本制度,。問題是,，如果我們要進一步明確公司侵權行為之債的股東個人責任必然會沖擊既已確立的有限責任原則?？梢钥隙ǖ氖?，經濟狀況影響所有部門法的發(fā)展,。因果關系可以從一個領域流轉到下一個領域，僅當我們考慮到所有可能的語境之后才可能避免因孤立地考慮法律發(fā)展所得到的結果而作出過于簡單化的結論,。作為對其他責任規(guī)則操控的一種回應而設計的有限責任這樣的思想并不是什么新的觀念,。例如，美國斯通教授（Stone）把有限責任描述為一種歷史的交換物,。隨著商業(yè)公司超大化發(fā)展,，日益復雜化，公司的經營風格也在變化,，立法者就需要思考公司作惡該如何處理而非思考公司經營者作惡該如何處理的問題,。[16]股東并不歡迎這種發(fā)展趨勢因為過去本由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和員工承擔的成本轉移到了公司身上,，股東投資經營的風險也就更高了,。供給股東的安慰之物就是股東無需在其最初投入公司的資本額度之外為公司行為再承擔責任了。按照斯通教授的“交換物一說”,，法院把公司法人（corporate personality）設想為一條規(guī)避難題的路徑,。因為要法院決定商業(yè)企業(yè)中哪一個具體的行為者實施了侵權行為，極其為難,。只要是公司的代理人侵害了原告,，至于到底誰實際實施了侵權行為也就沒有什么區(qū)別了。只要公司有能力對其侵權責任有賠償能力,，原告就可以因無需明確被告是誰而從這樣的規(guī)則中獲得好處,。股東按份責任制度（Pro rata shareholder liability）對這種責任制度形成了一種沖擊。因為它要求查明哪些股東應當對原告的損害后果承擔責任,。過錯要件適用范圍的進一步擴展也要求原告提出更加特定化的請求,。斯通教授所論及的歷史交換略有不同。這兩種解釋都將有限責任視為防范投資損失的一種盾牌,，因為它形成了一種責任的平衡方程式,。這種交換理論把承認公司法人資格作為催化有限責任的因素。公司法人資格必定在有限責任之前存在,；如果公司不被認可為一個法律行為人,，也就不會有股東據以自保的公司責任制度。另一方面,，作為法人的公司與一般性的適用有限責任兩者之間的差別是極其懸殊的,。

 

根據美國的經驗，在19世紀初的20年里每一個州都為商業(yè)公司簽發(fā)營業(yè)執(zhí)照,，但是部分州直到1850年才采取有限責任規(guī)則,。紐約州即使是當年有限責任的領跑者也在有限責任與雙重責任（double liability）之間搖擺了數年之久。如果有限責任是股東可以獲得的好處,，使公司來轉承侵權之責,，這種好處不是在同一時代就可以獲得的，是要延后出現的。侵權法的變革與公司侵權采取有限責任之間并不存在類似的差距,，美國有判例法支持事實自證規(guī)則,。當然，斯通教授的交換理論也不能自洽地解釋有限責任的例外何以不斷増加,。股東若要承擔雙重賠償責任一一喪失在公司的實際投資本金和相當于這些投資的金額,，股東還能從有限責任中獲得好處嗎？顯然無利可圖,。若適用例外,，股東在有限責任制度下的待遇要比僅追究股東個人責任的機制下的狀況更加糟糕。這類例外引起人們對有限責任制度是否可以降低公司責任成本產生疑惑,。斯通教授的交換理論并不符合有限責任發(fā)展的實際情況,。不過，略作修正之后,，這一理論還是可以使用的,，避免股東為公司承擔過大的侵權之責。

 

綜上所述,，公司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在于股東以其投資作為承擔公司債務的限額,，超過這個限額，與股東個人財產無涉,，這條基礎性規(guī)范應當維持其效力,。隨著現代巨型公司在某一個或某些領域獨占支配地位，一旦其發(fā)生的產品侵權或環(huán)境侵權影響的人口眾多或地域極廣,，有限責任便被濫用為股東作惡的面紗,。公司畢竟是擬制之人，作為經營決策的還是那些高級管理人員和大股東,。因此,，我們在修訂公司法時有必要增設：“公司侵權的，股東應當承擔在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情形下的個人責任”的內容,。

 

（三）區(qū)別公司合同之債與侵權之債而增設股東個人責任規(guī)范

 

如前所論，在公司對外簽訂借款合同或其他合同的時候,，可以在合同中約定免除股東的個人責任,。然而，侵權之債的發(fā)生有其特殊之處,。僅當侵權行為之債形成之后,，公司與受害者之間才有可能達成協(xié)議，也才有可能約定豁免股東的個人責任,。這種規(guī)則在美國的發(fā)展也是一波三折,。在瓦爾科夫斯基?卡爾頓（Walkovszky v.Carlton）案中原告在一次交通事故中遭到出租車的傷害,。包括肇事車輛所屬的公司（Seon），—共10家出租公司共同的,、唯一的股東是卡爾頓,。該公司僅投保了最低限度的機動車責任保險；股東卡爾頓本人定期地從該出租公司的利潤中支取紅利,。該公司實力單薄,，財產不多，于是,，原告希望從股東卡爾頓本人這里訴請賠償,，且認為卡爾頓既然持有其它9家公司的股份，理論上應當承擔“企業(yè)責任”（enterprise liability）,。主審法官福爾德（Fuld）認定原告不得直接起訴股東本人,。多數人認為這樣的判決顯失公平。假設股東僅設立一家出租公司,，并且不從公司利潤中支取紅利,，而是儲蓄在公司賬戶,，原告顯然可以在強制保險金額之外從公司獲得更多賠償金,。這種明顯公平性也無法說服陪審團多數成員。主審法官同意下級法院的觀點：這種權利義務失衡的狀況應當由立法機關來解決,，而不是法院能夠處置的,。畢竟立法機關只要提高保險金額度，這種不公平性質就會立即消失,。[17]持不同意見的法官基廷（Keating）指出,，卡爾頓作為股東，利用公司的合法形式本意是要濫用公司賦予股東的特權,，損害的是公共利益,，因此，股東個人責任不可規(guī)避,。[18]這一判例最早公布于1966年,，第二年就有學者在《耶魯法學雜志》上發(fā)表批評文章。20年后,，在討論有限責任制度時,，這個判例仍然是爭論的焦點。人們對公平性的關注開始超越瓦爾科夫斯基?卡爾頓案本身的局限,。學者開始質疑有限責任是不是出了什么問題,，并不考慮企業(yè)責任作為答案。因為有限責任并不在債權人之間進行厚此薄彼地區(qū)別對待,。那些自愿性的債權人事前就獲得了保護,，這類保護確保對方違約時（如公司借款違約）,，債權人能夠有機會獲得優(yōu)先清償。最簡單的事前保護措施就是在合同中對有限責任進行約定,，要求公司中一個或多個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個人責任,。[19]比較而言，許多侵權受害人并不能夠預見到傷害后果這種極高的交易成本,。侵權行為受害人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可能與公司事先協(xié)商談判：（1）第一時間為公司避免侵權創(chuàng)造激勵,；（2）為受害人提供足額的補償金。一言以蔽之,，合同債權人（contract creditors）可以從有限責任中獲得溢價而侵權債權人（tort creditors）無法得此溢價,。這種顯而易見的不公平性質引起美國公司法專家對有限責任的效率進行重新評估的熱情。

 

美國公司法上今天看似十分成熟的制度實際上經歷了較多的爭論,。早在1991年漢斯曼教授（Henry Hansmann）和克拉卡曼教授（Reinier Kraakman）就在《耶魯法學雜志》上撰文呼吁對公司侵權實行按份額追究無限責任（pro rata unlimited liability）,。他們認為考慮到工業(yè)和法律技術的進步，既有責任制度對公司適用起來無效率可言,，若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無限責任制度可能更有效率,、更具公平。當然,，我們主張區(qū)別公司合同之債與侵權之債而增設不同的規(guī)則：合同之債語境下并無類似問題,，對合同之訴仍然適用有限責任。史稱“漢斯曼一一克拉卡曼建議”的解決方案引起了學界和法院的熱議,。這種關注引發(fā)的評論意見揭露了兩類問題：一是執(zhí)行到位的問題,；二是執(zhí)行的后果問題。股東對公司侵權承擔無限責任制度的實效與該制度賴以存在的歷史條件相比并不重要,。誠如兩位學者所言,，有限責任首先是作為合同規(guī)范采用的；后來,，在一般情況下有限責任才被接受為侵權規(guī)范,。這種做法實際上不對侵權與違約區(qū)別對待。[20]我國公司法修訂時若要借鑒這條規(guī)則需要作立法技術上的處理,。核心思想是主張在立法條文中將環(huán)境侵權損害,、產品責任、工作場所致癌物污染損害認定為可能發(fā)生大規(guī)模侵權責任的情形,。為了防止適用有限責任之時公司極有可能規(guī)避這些大規(guī)模侵權之債,，公司法要果斷地將上述情形列為適用無限責任的情形。

 

（四）摻水股適用股東無限責任作為特別例外

 

如前所述“有限責任說”對子“無限責任說”占據絕對優(yōu)勢,，在論爭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優(yōu)勢地位,。為了緩和公司侵權受害人與公司股東的緊張關系，美國州立法機關開始確立有限責任為一般原則,、無限責任為例外的規(guī)范,，要求股東對公司實施的某些類型的侵權行為后果承擔個人責任,。法院在個案中也允許原告刺破公司面紗而突破有限責任制度構筑的屏障，法院也可能宣告公司未遵守法律的限制性規(guī)定,，濫用了公司形式,。通過否定公司形式，法院進而否認公司法人本應獲得的有限責任豁免權,。有限責任例外規(guī)定在某些情形之下可以對抗法官因過失導致不當否認公司法人人格的情況,。其中，“摻水股”例外特別值得關注,。

 

摻水股是美國公司法實踐中常見現象,。法律規(guī)定如果不以等于股份賬面價值的現金為支持而發(fā)行的股份即為摻水股或者非以等值于股份賬面價值的財產為基礎而發(fā)行的股份，也構成摻水股,。摻水股對公司股東利益和公司債權人利益都構成嚴重的威脅,。公司以其有價值的股份換取名義上的對價，這是一個糟糕的交易模式,，但似乎難以令立法者提起興趣,。學者和法院均認為，摻水股可能蛻化為實施欺詐的工具,，損害股東和債權人利益,。供給名義對價的一方隨時都可以抽身而出，以較高的利潤轉手其持有的價值股,。當市場了解到目前歸屬于公司的資產的真實價值之后,，公司的股份價格就會突然下跌，于是,，股東持有的股份分文不值了，公司本身也就無力兌付債權人=“摻水股例外規(guī)定”的起源并不清楚,。按照霍溫坎普（Hovenkamp）教授的觀點,，此類例外源自盛行于19世紀上半葉的“信托基金理論”（trust fund doctrine）。根據這一原則,，公司按股票票面價值吸納的投資是公司債權人所依靠的收回債務本息的“信托基金”,，所以股東如果以不足票面價值的折扣價買下股票，他還是要對以票面價值計算的債務負責,，也就是在還債時必須支付他的股票票面價值和他實付價格之間的差價,。[21]從1887年紐約上訴法院的一項判決開始，各法院在19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判決中逐漸放棄了信托基金原則,。[22]迸入20世紀不久,，各州紛紛通過有關立法，允許公司發(fā)行無票面價值的股票,。這等于是對信托基金原則釜底抽薪,。所有這些判決和立法在法理上只能是以公司作為一個獨立于股東的實體才能成立,。如果把二者混為一談，那股東就得不到我們今天所說的有限債務責任的保護了,，現代證券市場的發(fā)展也不會如此迅速,，管理資本主義在20世紀的如日中天就更難以想象?？傮w而言,，美國公司法在建國后約百年的時間里從特許制走向了一般公司法，從視公司為人造之物轉而承認它為自然實體,，并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經歷了各州競相降低門檻所做的修改,，終于完成了向民主化和自由化方向的歷史性演變。這一演變是美國公司歷史作用發(fā)生變化的產物,。它不僅奠定了現代美國公司法的基礎,，而且適應了現代大企業(yè)崛起和管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需要，在政府干預日益加強的今天仍然為美國公司的活動留下了十分廣闊的法律空間,。在公司制度日益發(fā)達的美國,，目前主要通過特別章程法或普通公司法禁止“摻水股”要求股東對之承擔法律責任。

 

我國《公司法》第128條規(guī)定股票發(fā)行價格可以按票面金額,，也可以超過票面金額,，但不得低于票面金額。析言之,，“等值股份發(fā)行”是基本要求,，據此推斷摻水股在我國也是禁止的。問題是,，公司發(fā)行摻水股且損害了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情況下,，股東是否要承擔個人責任，不得而知,。通過考察美國公司法的歷史可知,，即使是公司民主化和自由化程度如此之高的美國尚且要求股東負有個人責任，更何況是在轉型期的中國股份市場,。因此我國公司法應當禁止摻水股,，要求股東對之承擔個人責任，使之成為有限責任制度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外,。

 

【注釋】

[1]參見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頁

[2]參見高在敏主編：《商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頁。

[3]參見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頁,。

[4]參見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頁,。

[5]參見石冠彬、江海：《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在認繳登記制中的適用》,，載《江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12期,。

[6]參見蔣大興：《公司法的展開與評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頁,。

[7]參見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40（1991）,；I. Maurice Wormser, 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Fiction and Allied Corporation Problems 13-14（1929）.

[8]參見樓秋然：《〈公司法〉第20條中“濫用股東權利”規(guī)定的理論與實踐》，載《西部法學評論》2016年第3期,。

[9]參見高旭軍：《論〈公司法〉第20條第3款的適用要件》,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10]參見趙旭東：《法人人格否認的構成要件分析》，載《人民司法》2011年第17期,。

[11]參見樊紀偉：《關聯公司擴張適用公司人格否認之檢討一兼評最高法院指導案例15號》,，載《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12]參見王東光：《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商事判例譯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頁,。

[13]參見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171-72（3d ed. 2005）.

[14]參見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丁曉春,、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頁

[15]參見Latimer v. Veader, 46 N.Y.S. 823, 829（Sup.Ct.App.Div.1897）,；Cable v. McCune, 26 Mo. 371（1858）.

[16]參見Christopher D. Ston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Law and Ethics 23（1975）.

[17]參見Walkovszky v. Carlton, 223 N.E.2d6（N.Y.1966）.

[18]參見Walkovszky v. Carlton, 223 N.E.2d at 7.

[19]參見Note, Should Shareholders Be Personally Liable for the Tortsof Their Corporations? , 76 YALE L.J.1190,1191（1967）.

[20]參見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Toward Unlimited Liability for Corporate Torts, 100 YALE L.J.1879,1880—81（1991）.

[21]參見Hovenkamp, Enterprise and American Law, pp.52-53/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p.94.

[22]參見Christensen v. Eno, 106 N.Y. 97, 102, 12 N.E.648（1887）,； Handley v. Stutz, 139 U.S. 417（1891）；Clark v. Bever, 139 U.S.96（1891）,； Fogg v. Blair, 139 U.S. 118（1891）,；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pp.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