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關鍵詞：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競合關系,，刑事政策導向

摘要：酒后駕車造成危害后果的行為，應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交通肇事罪存在極大爭議,，這一問題不只與個案中具體事實相關,，更重要在于對兩罪之間關系的認識。本文由具體案件引入,，以刑法條文為基礎,，對兩罪的構成要件進行分析，認為由于交通肇事罪客觀方面存在違反交通法規(guī),、造成重大事故兩個要素,，而對兩個要素所持主觀心理態(tài)度不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之間可能存在競合關系,。本文認為，這一分析結論符合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等基本原則,，并體現(xiàn)著重社會保護的刑事政策,。

一、問題的提出

被告人趙某某,，男,，漢族，1991年6月3日出生,，小學文化,。

2011年3月5日0時50分左右，被告人趙某某酒后無證駕駛一輛豐田越野車（被告人伙同他人盜竊所得）沿云南省某某市某某區(qū)某某路由南向北超速行使,，行至某某路與另一道路交叉路口時,，與由南向北正常行駛并欲左轉進入另一道路的一輛夏利出租車相撞，造成出租車司機張某（歿年24歲）,、乘客曹某（歿年36歲）,、李某（歿年37歲）當場死亡，夏利出租車報廢,。趙某某駕車逃逸,。

本案認定被告人趙某某作案的證據(jù)確實、充分,，不再詳述,。除基本事實外，還有以下與認定被告人行為性質有關的事實細節(jié)：第一,，關于案發(fā)時肇事車輛的車速,。案發(fā)時被告人趙某某剛從一ktv娛樂后出來，肇事車輛上有多名一起娛樂的趙某某的朋友,，一名乘客稱感覺車速有80碼左右,，一名乘客稱可能有120碼左右，其余幾名乘客雖然沒有明確說出車速,，但均稱感覺車速很快,。兩名案發(fā)時的目擊證人證明看上去車速在100碼以上。被告人趙某某自稱開車速度有80,、90碼,，亦知道城區(qū)限速40公里。第二,，關于趙某某案發(fā)前在KTV內喝酒情況,。被告人趙某某最初供述喝了約一斤裝的三瓶啤酒，后改口稱就喝了一小點,。同時自稱正在學習駕駛證,，平時經(jīng)常開車。第三,，現(xiàn)場勘查情況證明現(xiàn)場有兩條制動拖印,，均為南北走向,，長8-12米左右，說明被告人發(fā)現(xiàn)被害人車輛時采取了緊急剎車措施,，但由于車速過快,，剎車不及時，仍未能避免相撞,。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被告人趙某某無證駕駛,，肇事逃逸，應負事故全部責任,。

本案中,，對被告人行為應認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交通肇事罪之間的爭議較為激烈。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極力主張被告人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觀故意,，應定交通肇事罪,。

案件審理過程中，認為應定交通肇事罪觀點的主要理由如下：依據(jù)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9月11日發(fā)布的《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行為人明知酒后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后繼續(xù)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xù)發(fā)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tài)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應依法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意見還列舉了兩起典型案例：“2009年9月8日公布的兩起醉酒駕車犯罪案件中,，被告人黎景全和被告人孫偉銘都是在嚴重醉酒狀態(tài)下駕車肇事，連續(xù)沖撞,，造成重大傷亡,。（二被告人）都是在醉酒駕車發(fā)生交通事故后，繼續(xù)駕車沖撞行使,，其主觀上對他人傷亡的危害結果明顯持放任態(tài)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辈娬{,，“今后，對醉酒駕車,，放任危害結果的發(fā)生,，造成重大傷亡的，一律依照本意見規(guī)定,，并參照附發(fā)的典型案例,，依法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該觀點認為,，認定醉酒駕車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滿足“醉酒駕車”、“放任危害結果的發(fā)生”,、“造成重大傷亡”等條件,，本案中，因趙某某肇事數(shù)日后才到案,，無法補作酒精濃度測試,，現(xiàn)有證據(jù)只能認定其“酒后駕車”，無法認定其醉酒駕車,；趙某某雖肇事后果嚴重,、肇事后逃逸，但畢竟未發(fā)生二次沖撞,，難以認定其對危害公共安全后果具有放任故意,，其盜竊車輛從異地返回，應具備一定的駕駛技能和經(jīng)驗,，故綜合認為趙某某應構成交通肇事罪,。

上述觀點論證焦點集中于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fā)生持何種心理態(tài)度。這也是理論通說認為兩罪之間的關鍵區(qū)別,，即對客觀危害結果持故意還是過失的主觀心理態(tài)度,。當然，直接故意與過失之間涇渭分明,，爭議主要在于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的過失之間的區(qū)分,。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首先存在著以下問題：第一,，僅認為醉酒之后的駕駛行為才可能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罔顧立法目的和事實。醉酒的標準是對血液中酒精含量的測試,，這是一個客觀標準,，但事實上每個人對酒精的耐受量不同，同樣度數(shù)的酒,，有人在飲用一斤后仍能談笑風生,，至少是貌似正常的繼續(xù)工作，但也有人沾唇即倒,。規(guī)定“醉酒”或“酒后”的目的意在說明行為人在酒精干擾下對行為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減弱,，實施這類原因自由行為本身就是對所侵害法益的不負責任，如果將此罪限定為“醉酒”后,，未免有些機械,。事實上,，依筆者后文所分析，兩罪區(qū)分關鍵在于行為危險程度的高低,，是對具體危險的判斷,，而不在于是酒后還是醉酒，更遑論個案中酒精對行為人的影響程度,。且在本案中還存在一個證據(jù)問題,，即被告人應被認定為酒后還是醉酒？被告人歸案之初曾供自己喝了三瓶啤酒,，每瓶一斤左右,，平時不喝酒（當晚與被告人一起的證人對被告人所喝酒量證詞模糊，亦有不同）,，但其逐步改變供述,，后稱只喝了一點點，到最后僅供稱喝了一小杯,。被告人的供述發(fā)生變化,，究竟應采信哪個應綜合全案證據(jù)作出的判斷，且要考慮被告人逃避懲罰,、力圖減輕自己罪責的心理,。因被告人案發(fā)后逃逸，于5天后歸案,，做酒精測試已屬不可能,。一般情況下，事實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這一原則并無問題,，是為了維護更高的公正、效率價值,。但在此類案件中,，明顯因被告人逃避責任而未能進行酒精測試，仍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則顯然只會鼓勵酒后駕車發(fā)生事故后的逃逸行為,，與刑法最終所追求的公正、效率等價值目標明顯相違,。第二,，上述觀點認為趙某某雖肇事后果嚴重、肇事后逃逸,，但畢竟未發(fā)生二次沖撞,，難以認定其對危害公共安全具有放任故意，是對《意見》內容理解偏差。意見中所稱“特別是在肇事后繼續(xù)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xù)發(fā)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tài)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應依法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顯然,，二次沖撞只是該意見中列舉出來的一種情況,，并不要求所有此類行為均有二次沖撞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指出上述觀點中的認識偏差,，僅是針對問題的表面。上述觀點產生根源在于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之間的關系的理解,。筆者認為,，這兩罪之間是競合而非非此即彼的關系。張明楷教授在其《刑法學》教科書中提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否定。二者之間不是對立關系,，而是責任的高低度關系,。行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造成了傷亡結果,，行為人對危害結果具有過失的心理態(tài)度,，即成立交通肇事罪。如果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的駕駛行為,，產生了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shù)木唧w的公共危險,，且行為人對具體的公共危險具有故意,，就應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為人實施高度危險駕駛行為,，客觀上存在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shù)木唧w的公共危險,，行為人對具體的公共危險具有認識和希望或放任態(tài)度,，但對已經(jīng)發(fā)生的傷亡實害結果僅有過失的，同時觸犯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認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對于張明楷教授所稱二罪之間是責任的高低度關系的論點，筆者暫不作評論。但筆者贊同張明楷教授認為兩罪名存在競合及競合時該如何認定的結論,。

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之間的競合關系

主張通說認為的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存在競合關系，乍看上去似乎有違故意和過失之間的劃分,，但只要我們承認,，犯罪的客觀構成要件通常不只是一個要素，而對這不同要素所要求的主觀心理不同,，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之間存在競合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這兩個罪的構成要件,。鑒于兩罪均規(guī)定在《刑法》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大的侵害客體均屬公共安全范疇，對主體也無特殊要求,，均系一般主體,，對這兩個要件不再多說，重點在于分析兩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及相應的主觀心理,。

《刑法》第114條規(guī)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條規(guī)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過失犯前款罪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從以上規(guī)定可看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客觀方面實施以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之外的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主觀上對實施此危害行為持故意的心理態(tài)度,，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分析本罪構成要件時，筆者認為需注意以下兩點,。第一,，這一罪名規(guī)定在放火罪、爆炸罪等罪名之后,，實際上起到兜底條款的作用,，故在對本罪構成要件進行解釋時，要求所謂其他危險方法應限于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shù)氖侄?，而絕非任何有侵害公共安全危險的方法。第二,，本罪系具體的危險犯,。這意味著構成本罪無需發(fā)生實害結果，但需要在具體案件中判斷是否存在實際的侵害公共安全的危險,。不止本罪,，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等也是一樣的情形,。并非只要采取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手段即可構成相應的罪名，而必須判斷案件中是否存在侵害公共安全的危險,，只有存在具體的侵害公共安全的危險,，才可能構成此類罪名，這也是此類罪名與以放火,、決水等手段實施的故意殺人或毀壞財物的區(qū)分標準之一,。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需要發(fā)生實害結果，實害結果對本罪而言只是一個量刑情節(jié),，即由之前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升格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可以說,，只需認定客觀方面的行為具有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手段相當?shù)木唧w的侵害公共安全危險,，主觀上行為人明知行為的危險性質而仍然實施，便可能構成本罪,。

《刑法》第133條規(guī)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因而發(fā)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jié)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jié)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處拘役,，并處罰金。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交通肇事罪客觀上需實施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的行為,，因此發(fā)生重大事故，違規(guī)行為和重大事故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主觀方面,，一般認為，行為人對違反交通法規(guī)是明知,，但對危害結果的發(fā)生則是過失的心理態(tài)度,，包括過于自信的過失與疏忽大意的過失。也就是說,，本罪客觀方面實際有兩個要素：實施違反交通法規(guī)的行為,、發(fā)生重大事故，對這兩個要素則要求不同的心理態(tài)度,，對前者系明知,，對危害結果即重大事故則是過失,。因交通肇事罪被歸于過失犯罪，出現(xiàn)實際損害結果才構成犯罪,，故有構成要件意義的犯罪心理是指對結果的心理態(tài)度,。行為違反交通法規(guī)，造成了重大事故,，行為人對危害結果具有過失的心理態(tài)度,，即成立交通肇事罪。但我們不能否認這其中還存在對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行為的明知,。

正是由于交通肇事罪客觀上需實施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行為,，主觀上對此行為性質應當是明知，那么便存在張明楷教授指出的情形：如果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的駕駛行為,，產生了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shù)木唧w的公共危險,，且行為人對具體的公共危險具有明知,，就應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前所述,，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體的危險犯,，不發(fā)生實害結果便可構成本罪。行為人實施高度危險駕駛行為,，客觀上存在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shù)木唧w的公共危險,，行為人明知其駕駛行為的高度危險性質而實施，如果對已經(jīng)發(fā)生的危害結果持故意心理態(tài)度,，則僅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對已經(jīng)發(fā)生的危害結果僅有過失，則同時觸犯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認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詳細分析兩罪的構成要件，會發(fā)現(xiàn)張明楷教授對兩罪之間關系的論斷非常準確,。并且如張明楷教授進一步指出的,，行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雖然具有公共危險,，但不具有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shù)木唧w的公共危險,；行為雖然具有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shù)木唧w的公共危險，但行為人對該具體的公共危險僅有過失,，這樣的行為不可能成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由此，二罪區(qū)分的關鍵,，一是對行為是否具有與放火,、爆炸、決水,、投放危險物質相當?shù)木唧w的公共危險的判斷,，二是對該公共危險持何種主觀心理態(tài)度。

在筆者看來,，判斷危險駕駛行為是否具有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shù)木唧w的公共危險,，一是判斷行為發(fā)生危害結果的概率。概率越高,，則危險程度越高,。這一判斷也涉及對行為人主觀心理的推定。如果行為基本上均會導致危害結果的發(fā)生,，那么可以推定一旦行為人實施此類行為,，主觀上至少是放任的心理態(tài)度。二是判斷結果發(fā)生影響的范圍,，即可能影響到多大范圍內不特定或多數(shù)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這一問題的判斷是個案中的事實問題。如在本案中,，行為人無證,、酒后駕駛，在限速40公里的城區(qū)道路上以至少80公里的速度行使,，即便是0時50分左右,，考慮到其無證、酒后,、城區(qū)道路等多個因素,，該行為已經(jīng)具備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具體危險。

主觀心理的判斷,，向來也是司法實踐的難點,，因為主觀心理態(tài)度只能是根據(jù)案件客觀事實進行的推定。至于推定的認識標準,，筆者一直主張應采取客觀標準,，即普通人標準,，適當考慮行為人的特殊情況，即一般人站在被告人的立場,、處于被告人所在的情況下可認識到行為性質時,，即推定行為人對行為性質有明知，行為人當然可以舉出證據(jù)證明自己確實不知,，這是一種積極抗辯,，需要行為人承擔舉證責任及說服責任，如果僅僅是否認自己考慮過行為的高度危險性,，或者做出毫無證據(jù)支持的辯解,，并不能成為否認其主觀明知的理由。所以,，對行為人主觀心理態(tài)度的推定與行為的高度危險性質的判斷密切相關,，行為的危險性越高，對行為人主觀明知的推定越是難以推翻,。需要強調的是,，這里首先需要分析的不是對危害結果的心理態(tài)度，而是對行為的心理態(tài)度,。對危害結果的心理態(tài)度也可以考慮,，但在認定了行為人對行為的高度危險性質的明知后，已經(jīng)可以認定其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本案中,，被告人趙某某自稱正在學習駕駛，平時經(jīng)常開車,，而其駕駛盜竊來的車輛自異地返回案發(fā)城市,，說明其確實有一定駕駛技能，也更有助于判斷其對酒后在限速40公里/小時的城區(qū)以高于80公里/小時的道路上行駛所具有的高度危險性的認識,。趙某某的行為在其實施高度危險性的駕駛行為時已滿足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構成要件,。

本案中，對隨后發(fā)生的危害結果的心理態(tài)度的判斷存在爭議,，案件審理過程中有多人認為因趙某某并不希望危害結果的發(fā)生，其對危害結果持過失的心理態(tài)度,，故應認定交通肇事罪?，F(xiàn)場勘查確實發(fā)現(xiàn)現(xiàn)場有兩條制動拖印，說明被告人發(fā)現(xiàn)被害人車輛時采取了緊急剎車措施,，但由于車速過快,，剎車不及時，仍未能避免相撞,。被告人趙某某確實并不希望危害結果發(fā)生,，但其在明知行為的高度危險性而仍舊實施,，并無任何對危害結果的防范措施，這對危害結果實際上是一種放任心理態(tài)度,。毫無根據(jù)的輕信可以避免高度可能發(fā)生的結果與放任之間沒有區(qū)別,。只是本案中爭論趙某某對危害結果的心理態(tài)度對罪名確定意義不大。如上所述,，趙某某的行為在其實施高度危險性的駕駛行為時已滿足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構成要件,。如果認定其對危害結果確實持過失心理，只是同時又觸犯了交通肇事罪,，兩罪競合時仍應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

以上是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關系的分析，兼有對本案被告人罪名的法理和事實根據(jù)的說明,。實際上,，媒體對酒后駕車造成重大事故的行為屢有報道，對定性的爭議也幾乎伴隨著每個案件,，這不止是律師的辯護策略,，只能說明兩罪之間確實存在界限模糊之處。律師極力主張應定性為交通肇事罪,，根本原因在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之低,，即使存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節(jié)，也僅是處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一旦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這些已經(jīng)發(fā)生重大事故的案件中起刑點便是10年有期徒刑，最高可至死刑,。這對被告人已經(jīng)是生死之別,，爭議自然激烈。但能引起公眾普遍關注,，動輒由媒體大肆報道,，亦折射出此類行為如果以交通肇事罪定罪，不止是被害人及其親屬不滿,，也會侵害到社會大眾樸素的公正觀,，違背罪刑均衡或稱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三,、本文論點的合理性論證

定罪量刑,，自然要在認定事實的基礎上，適用合適的法條,。罪名之間競合時確定合適罪名的過程,，也是刑法解釋的過程，要受到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等刑法基本原則的約束,，同時受到刑事政策的引導,。本文如此界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之間的關系，有以下優(yōu)勢：首先,，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則,。其次，體現(xiàn)罪刑相適應原則,。第三,，貫徹著重社會保護的刑事政策。罪刑法定是刑法最根本的原則,，對個罪構成要件的分析,，要遵從刑法條文的規(guī)定，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應有之義,。無論何種解釋,，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即使最終處理結果合理,，也是無效的,，結果正當性與過程正當性同樣重要。本文對兩罪之間關系的分析完全建立在刑法條文規(guī)定的基礎上,，以總則及分則條文為基礎,，遵循通行的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列明兩罪的構成要件,，在兩罪客體與主體一致的情況下,，通過分析兩罪的客觀行為要件及相應的主觀心理，從而發(fā)現(xiàn)兩罪存在競合的可能性,。

在司法過程中,，定罪是量刑的基礎，定罪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準確地量刑,，對行為人處以合適的刑罰。對行為人來說,，無論什么罪名,，最終對其有意義的是被剝奪何種權益及剝奪程度，即具體刑罰種類及刑期的確定,，而社會公眾對某一案件最終關注點也會落腳在刑罰種類及具體刑期長短,。故在確定罪名時必然要考慮罪刑相適應。事實上,，如前所述,，此類行為定性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之間爭議之所以如此激烈,，動輒引起媒體大肆報道,，與兩罪法定刑的差距密切相關,。交通肇事罪無論有多么惡劣的情節(jié)，造成多么嚴重的后果,，最高也只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與動輒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的案情相比，難免有違社會公眾樸素的公正觀念,。罪刑相適應,，不僅僅是對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有制約作用，在犯罪定性發(fā)生爭議,，定兩罪均有依據(jù)時,，對確定罪名一樣起到制約作用。如勞東燕教授指出的,，罪刑相適應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它同樣應當適用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罰執(zhí)行的全過程,，并在事實上制約、影響定罪,。違反罪刑相適應的刑法解釋,，不僅不能發(fā)揮必要的預防功能，反而會成為刺激犯罪發(fā)生的動因,。[2]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發(fā)生競合時以前者定罪,，因該罪法定刑幅度更大、最高可至死刑的法定刑,，更有利于實現(xiàn)罪刑相適應,。

如何確定何種法定刑與某一具體犯罪行為相適應？這是罪刑相適應原則如何實現(xiàn)的過程,，是充滿價值選擇與判斷的過程,，也一樣是刑法解釋的過程。不同社會環(huán)境下,，人們所認識到的相同犯罪行為的危害性也并不相同,，這與一個社會的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密切相關。刑法解釋過程中所引入的價值判斷,，不應當是解釋者個人的價值取向,，不是個案中多變的、反復的,、情緒化的民意,，也不是難以認定、難以代表的所謂主流價值。引導這一價值判斷過程的,，應以刑事政策所代表的價值取向優(yōu)先,。一般說來，刑事政策既代表著主流的價值取向,，也是政治意志與社會需求的切實體現(xiàn),。[3]判斷罪刑是否相適應，離不開刑事政策的引導,。在風險社會的背景之下,，安全導向的刑事政策導致刑法在整體目的上從強調人權保障到注重社會保護的轉換。刑法這種整體目的上的轉換,，已經(jīng)對當代社會的刑法解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4]無論是否承認風險社會、“風險刑法”的概念,，都必須承認現(xiàn)代社會中人與人在某種意義上關系的緊密,，特定行業(yè)、從事某些特定行為的人應對他人的生命,、財產權益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立法上重大責任事故類犯罪法定刑的提高、抽象危險犯的設立或稱“犯罪預備行為犯罪化”的現(xiàn)象,，都是社會環(huán)境變化在作為社會控制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刑法上的體現(xiàn),，也是安全導向的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具體體現(xiàn)。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之間的選擇,，包括在認定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持間接故意還是過失心理態(tài)度均有根據(jù)時的選擇,，[5]事實上都是在更加注重保護社會權益還是和行為人個人權益之間作出的選擇。遵從安全導向的刑事政策指引,，在社會權益與行為人個人權益發(fā)生沖突時,，會更加注重保護社會權益。

確定罪刑相適應的過程,，也是刑事政策發(fā)揮指引作用的過程,，而這些都是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基礎上進行。即如果事實確定,，行為定性并無爭議,，那么哪怕行為的定罪量刑結果存在不合理之處，也不應違背法律,，以罪刑相適應為由任意出入人罪,。既然是選擇，必須是定兩罪均有事實和法律根據(jù)時,，才能考慮“以刑制罪”,，在確定解釋結果時以刑事政策為優(yōu)先的價值導向,。

【注釋】：

[1]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33頁,。

[2]勞東燕：“刑事政策與刑法解釋中的價值判斷——兼論解釋論上的“‘以刑制罪’現(xiàn)象”，載《政法論壇》2012年第4期,。

[3]同上注。

[4]同注[2],。

[5]事實認定雖然要盡可能的價值中立,，但在事實存在爭議時做出的選擇本質上仍與價值選擇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