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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沒有規(guī)定認定事實的證明標準。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百零八條第一款規(guī)定“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可稱之為高度可能性或者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在民事裁判活動中,這一證明標準具有一般性,、原則性,、普遍性。然而,,為了彌補其不足,,《解釋》第一百零九條規(guī)定“當事人對欺詐、脅迫,、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以及對口頭遺囑或者贈與事實的證明,人民法院確信該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它僅針對特定的事實,可稱之為絕對蓋然性,,足以讓懷疑者緘默?!督忉尅芬?guī)定了兩個不同層次的證明標準,,至少表明司法實務領域認識了證明標準的性質——具有彈性、不同層次性,。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證明標準是否足夠,,有待未來司法經驗繼續(xù)提煉、升華,。然而,,證明標準的彈性與法的安定性、法官自由心證,、司法公信力等價值之間關系緊張,。為了讓證明標準的彈性與其他法的價值不沖突,有必要解釋其彈性,,促進其功能發(fā)揮,。
首先,有必要根據蓋然性(統指上文兩種證明標準)概念考察證明標準的彈性——是從法官主觀角度還是從第三者客觀角度界定,。在學理上,,可以把證明標準分為兩種理想類型,,主觀證明標準與客觀證明標準理論。蓋然性概念解釋了它們的內容,。在主觀證明標準理論中,,蓋然性是個案的、具體的情況,,讓法官根據司法經驗確定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它是法官主觀確信、內心確信,。即便法官表達其內心確信某待證事實是客觀真實,,也是建立在內心確信、主觀確信的基礎之上,。只不過待證事實“真實”表現為高度蓋然性的形態(tài),。當然,也可以說,,蓋然性成為輔助法官達到內心真實確信的表達方式,。蓋然性是事實存在的表現形式,是個案的,、具體的,。所以,它不是證明標準,。因為,,立法者無法預見蓋然性的表現形式,不得不委托于法官,。只有借助法官內心確信才可以判斷蓋然性,,讓內心確信充當證明標準??墒?,這種做法的缺點是,把證明標準委托于法官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容易陷入恣意裁判,。不僅如此,還使得證明標準缺乏法的一般性價值,。這正是客觀證明標準理論的出發(fā)點,,即只有一般的、抽象的蓋然性才能夠成為法定證明標準,。它的客觀性體現在,,第三者根據待證事實的蓋然性也能夠獲得這種認知。這種理論著重強調蓋然性的一般形態(tài),并通過蓋然性的一般形態(tài)約束每個第三者的內心確信,。譬如,,那些待證事實可以在自然科學、數學上呈現出概率性,。這甚至在一定范圍內反映了客觀真實,。可是,,這種蓋然性僅對那些可以通過科學手段加以證明的案件適用,。例如,血緣關系鑒定意見,。這種理論的優(yōu)點是,,不僅不會把證據評價的事實認定規(guī)則與證明標準的法律屬性相混淆,并且強調了證明標準一般性,。它的缺點是適用范圍有限,。
事實上,這兩種理論屬于理想類型,,有其各自的適用范圍,,無優(yōu)劣之分。即使在大陸法系的德國,,司法實踐也并沒有偏愛一種理論,,而是通過法官內心確信解釋個案的、具體的蓋然性和一般的,、抽象的蓋然性,。因為,蓋然性與內心確信是闡釋與被闡釋的關系,,而不是約束與被約束的關系,。如果選擇了蓋然性作為證明標準,那么,,法官就應當在個案中分清是一般的、抽象的蓋然性,,還是具體的,、個案的蓋然性。民事訴訟法學學者李浩教授,、吳澤勇教授的研究表明,,在絕大部分案件中,一般的,、抽象的蓋然性無法約束內心確信的證明評價活動,,僅能夠對證據評價活動發(fā)揮引導作用。如果意圖約束法官內心確信必須另辟蹊徑。
其次,,有必要探討如何約束法官內心確信,。通常,自由心證的內部,、外部限制規(guī)則可以發(fā)揮約束法官內心確信的功能,。無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沒有選擇事先預定證據的證明力,、證人的證言價值,。只不過英美法系規(guī)定了更多的法定證據規(guī)則,而大陸法系規(guī)定了幾項重要的證據評價規(guī)則,。以德國為例,,對證據評價的內部限制要求必須遵守思維法則、自然法則以及經驗法則,。除此以外,,對證據評價活動還有一些外部限制規(guī)定。例如,,基于程序安定,、效率對證據方法的限制——訴訟代理權必須以委托文書證明;基于法官的中立性對證據方法的限制——反證的情況下不能使用當事人訊問,。在我國,,《解釋》第一百零五條規(guī)定了自由心證的內外部限制。此外,,一些實體法上的推定規(guī)則也是對法官自由心證的外部限制,。最為關鍵的是,自由心證的外部限制要求法官對采信證據,、排斥證據說明理由,,對待證事實證明程度說明理由。從這個角度來看,,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也能夠對證據評價發(fā)揮約束作用,。因為,如果法官表明了對證明標準的理解,,當事人只要對法官說明理由不服,、不認可,就可以提起上訴,。這可能對初審法官形成壓力,。但這是制度運行的效果,而不是司法解釋制定者所選擇的效果,。
最后,,在理論上,證明標準具有彈性的性質,司法實踐將不斷發(fā)掘其彈性,。在實踐中,,它需要法官根據不同的情形闡釋其彈性維度,尤其要把握個案中內心確信與蓋然性的關系,。在自由心證的內外部限制規(guī)則之下,,證明標準發(fā)揮引導證據評價活動作用,促使法官獲得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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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彈性與功能
2012年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沒有規(guī)定認定事實的證明標準。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百零八條第一款規(guī)定“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可稱之為高度可能性或者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在民事裁判活動中,這一證明標準具有一般性,、原則性,、普遍性。然而,,為了彌補其不足,,《解釋》第一百零九條規(guī)定“當事人對欺詐、脅迫,、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以及對口頭遺囑或者贈與事實的證明,人民法院確信該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它僅針對特定的事實,可稱之為絕對蓋然性,,足以讓懷疑者緘默?!督忉尅芬?guī)定了兩個不同層次的證明標準,,至少表明司法實務領域認識了證明標準的性質——具有彈性、不同層次性,。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證明標準是否足夠,,有待未來司法經驗繼續(xù)提煉、升華,。然而,,證明標準的彈性與法的安定性、法官自由心證,、司法公信力等價值之間關系緊張,。為了讓證明標準的彈性與其他法的價值不沖突,有必要解釋其彈性,,促進其功能發(fā)揮,。
首先,有必要根據蓋然性(統指上文兩種證明標準)概念考察證明標準的彈性——是從法官主觀角度還是從第三者客觀角度界定,。在學理上,,可以把證明標準分為兩種理想類型,,主觀證明標準與客觀證明標準理論。蓋然性概念解釋了它們的內容,。在主觀證明標準理論中,,蓋然性是個案的、具體的情況,,讓法官根據司法經驗確定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它是法官主觀確信、內心確信,。即便法官表達其內心確信某待證事實是客觀真實,,也是建立在內心確信、主觀確信的基礎之上,。只不過待證事實“真實”表現為高度蓋然性的形態(tài),。當然,也可以說,,蓋然性成為輔助法官達到內心真實確信的表達方式,。蓋然性是事實存在的表現形式,是個案的,、具體的,。所以,它不是證明標準,。因為,,立法者無法預見蓋然性的表現形式,不得不委托于法官,。只有借助法官內心確信才可以判斷蓋然性,,讓內心確信充當證明標準??墒?,這種做法的缺點是,把證明標準委托于法官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容易陷入恣意裁判,。不僅如此,還使得證明標準缺乏法的一般性價值,。這正是客觀證明標準理論的出發(fā)點,,即只有一般的、抽象的蓋然性才能夠成為法定證明標準,。它的客觀性體現在,,第三者根據待證事實的蓋然性也能夠獲得這種認知。這種理論著重強調蓋然性的一般形態(tài),并通過蓋然性的一般形態(tài)約束每個第三者的內心確信,。譬如,,那些待證事實可以在自然科學、數學上呈現出概率性,。這甚至在一定范圍內反映了客觀真實,。可是,,這種蓋然性僅對那些可以通過科學手段加以證明的案件適用,。例如,血緣關系鑒定意見,。這種理論的優(yōu)點是,,不僅不會把證據評價的事實認定規(guī)則與證明標準的法律屬性相混淆,并且強調了證明標準一般性,。它的缺點是適用范圍有限,。
事實上,這兩種理論屬于理想類型,,有其各自的適用范圍,,無優(yōu)劣之分。即使在大陸法系的德國,,司法實踐也并沒有偏愛一種理論,,而是通過法官內心確信解釋個案的、具體的蓋然性和一般的,、抽象的蓋然性,。因為,蓋然性與內心確信是闡釋與被闡釋的關系,,而不是約束與被約束的關系,。如果選擇了蓋然性作為證明標準,那么,,法官就應當在個案中分清是一般的、抽象的蓋然性,,還是具體的,、個案的蓋然性。民事訴訟法學學者李浩教授,、吳澤勇教授的研究表明,,在絕大部分案件中,一般的,、抽象的蓋然性無法約束內心確信的證明評價活動,,僅能夠對證據評價活動發(fā)揮引導作用。如果意圖約束法官內心確信必須另辟蹊徑。
其次,,有必要探討如何約束法官內心確信,。通常,自由心證的內部,、外部限制規(guī)則可以發(fā)揮約束法官內心確信的功能,。無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沒有選擇事先預定證據的證明力,、證人的證言價值,。只不過英美法系規(guī)定了更多的法定證據規(guī)則,而大陸法系規(guī)定了幾項重要的證據評價規(guī)則,。以德國為例,,對證據評價的內部限制要求必須遵守思維法則、自然法則以及經驗法則,。除此以外,,對證據評價活動還有一些外部限制規(guī)定。例如,,基于程序安定,、效率對證據方法的限制——訴訟代理權必須以委托文書證明;基于法官的中立性對證據方法的限制——反證的情況下不能使用當事人訊問,。在我國,,《解釋》第一百零五條規(guī)定了自由心證的內外部限制。此外,,一些實體法上的推定規(guī)則也是對法官自由心證的外部限制,。最為關鍵的是,自由心證的外部限制要求法官對采信證據,、排斥證據說明理由,,對待證事實證明程度說明理由。從這個角度來看,,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也能夠對證據評價發(fā)揮約束作用,。因為,如果法官表明了對證明標準的理解,,當事人只要對法官說明理由不服,、不認可,就可以提起上訴,。這可能對初審法官形成壓力,。但這是制度運行的效果,而不是司法解釋制定者所選擇的效果,。
最后,,在理論上,證明標準具有彈性的性質,司法實踐將不斷發(fā)掘其彈性,。在實踐中,,它需要法官根據不同的情形闡釋其彈性維度,尤其要把握個案中內心確信與蓋然性的關系,。在自由心證的內外部限制規(guī)則之下,,證明標準發(fā)揮引導證據評價活動作用,促使法官獲得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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