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救助部門:“既然簽訂了合同,明確約定了費用,你們怎么不按合同約定支付費用呢?”

外方投資公司:“后來情勢有變,你們的救援力量到達現(xiàn)場后無所事事,費用這么高顯失公平!”

7月7日上午,交通運輸部南海救助局與希臘阿昌格羅斯投資公司,、香港安達歐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處海難救助合同糾紛再審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大法官、最高法副院長賀榮擔任審判長,。

時間回溯至2011年8月12日,希臘投資公司所屬的“加百利”輪載有原油5.4萬余噸,自香港開往廣西欽州途中擱淺,。當時船體出現(xiàn)裂痕,海水進倉,一旦發(fā)生原油泄漏將造成嚴重污染,情況十分緊急。

希臘投資公司授權(quán)代理人上海代表處委托南海救助局進行救助,。雙方約定,無論是否成功協(xié)助“加百利”出淺,均按時間,、人力付費。南海救助局派出救助船以及潛水隊員提供交通,、守護等工作,。后來,根據(jù)實際情況,“加百利”另行雇輪過駁減載,脫淺獲救。

對于南海救助局提出的依約支付救助費用724萬余元的訴求,希臘投資公司及上海代表處認為“太高了”,。

據(jù)了解,724萬余元救助費用主要依據(jù)是,當時雙方約定,對南海救助局救援船只按每馬力小時3.2元費率付費,。希臘投資公司辯稱,3.2元費率應當是救援船只實施拖帶作業(yè)的費率,后來“加百利”脫淺方案有變,南海救助局救助力量原地待命,所付出的勞動和承擔的風險與拖帶作業(yè)完全不同,仍按3.2元費率計算顯失公平,依法應予變更。

南海救助局認為,南海救助局完全按照希臘投資公司方的委托和指示進行救助服務,嚴格履行了合同義務,堅持要求對方依照約定付費,。

除認為收費太高之外,希臘投資公司方提出,其只需要支付南海救助局整體救助費用的38.85%,。因為本案救助合同屬于雇傭救助,雇傭救助費用為約定固定費率的救助報酬,適用中國海商法第183條規(guī)定,即“救助報酬的金額,應當由獲救的船舶和其他財產(chǎn)的各所有人,按照船舶和其他各項財產(chǎn)各自的獲救價值占全部獲救價值的比例承擔”。

經(jīng)測算,船舶獲救價值占全部獲救價值的比例為38.85%,。

但南海救助局主張,本案不適用我國海商法,應當適用我國合同法,。本案涉及費用為酬金而非海商法規(guī)定的救助報酬,也就不適用救助報酬的分攤規(guī)定。本案合同屬于雇傭救助合同,雙方的權(quán)利義務應當以合同為準,。

據(jù)了解,廣州海事法院一審判決基本支持了南海救助局的訴請,酌情將救助費率每馬力小時由3.2元調(diào)整為2.9元,判處希臘投資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報酬659萬余元,。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基本支持希臘投資公司主張,判處希臘投資公司向南海救助局支付救助報酬256萬余元。

南海救助局不服二審判決,向最高法申請再審,。最高法通過近4個小時庭審,當庭宣判,撤銷廣東高院二審判決,維持廣州海事法院一審判決,。

多位旁聽庭審的法學專家認為,判決結(jié)果屬于意料之中,樂于見到這樣的結(jié)果。

大連海事大學海商法教授司玉琢說,判決結(jié)果非常合理,。本案案情并不復雜,但非常有必要由最高法再審作出判決,。有關海難救助,國際救助公約和我國海商法都有相關規(guī)定,但雇傭救助在法律上一直不太明確。

司玉琢告訴記者,國外司法實踐都將類似案件排除在國際救助公約和海難救助之外,將雇傭救助看作一種服務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救助,。最高法今天作出的判決是與國際接軌的,希望這一案例能夠上升為最高法指導性案例,以指導統(tǒng)一我國海事司法審判,。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文廣說,當下,船舶大型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風險越來越大,如果不鼓勵救助很可能影響國家海上通道安全,進而威脅國家經(jīng)濟安全。最高法通過判決有力保護救助人權(quán)益,讓救助人放心實施救助,符合國際救助公約和海商法鼓勵救助的目的,。

多位專家指出,最高法公開開庭審理此案,進行庭審直播,并進行全媒體形式旁聽報道,對于不斷增強我國對國際海事規(guī)則的話語權(quán),努力提高我國海事審判國際地位,更好履行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應有擔當,服務保障“一帶一路”戰(zhàn)略實施,均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