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歧[1]是各方主體之間利益不同目標函數的顯現,。利益分歧是一種存在的事實狀態(tài),， 它可能導致各利益主體積極的爭奪有限的資源，也可能帶來某一利益主體心理上消極的變化,，只有當利益分歧表現為具體的行為時才能對其加以評判,。當利益分歧引 起各方利益主體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積極行為時，就產生了所謂的利益沖突,。從本質上來說,，利益分歧可以認為是對利益沖突的廣義理解，利益分歧強調的是一種 對主體間利益不同的狀態(tài)描述,，而利益沖突則是利益分歧所帶來的一種最常見最激進的行為,。目標公司董事與公司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利益分歧。

 

一,、利益分歧產生的原因——控制權之爭奪

 

收購不同于一般的財產投資行為,，其意圖不是為了轉售股份從中獲取利益，也不是為了獲得目標公司的紅利或股息,。收購人的醉翁之意在于通過股份轉讓行為收集目標 公司的股份,，當達到一定的程度或比例時實現其對目標公司的經營管理,，最終取得對目標公司的控制權。公司收購的核心矛盾在于公司控制權之爭奪[2],?？刂茩?之爭奪往往會導致收購者與目標公司董事間的敵意對峙，很多情況下目標公司董事可能會不惜犧牲目標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來阻撓收購計劃的實施[3],，或者,， 控制權之爭奪所帶來的公司資源的重新配置，可能會以損害目標公司中小股東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為代價,。

 

公司控制權中的“控制”（Control）一 詞很難準確其定義,。控制權常常體現為控股權[4],。因為當股東占有公司較大比例的股份時,，其往往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從而對公司的經營決策,、日常管理和財 務管理等核心環(huán)節(jié)發(fā)揮決定性作用,。傳統(tǒng)理論上，將持有絕對多數股權份額作為公司控制權的判斷標準,，即如果一個或少數幾個股東掌握了公司絕對多數的表決權股 份（50%以上表決權股份）,，那么持股人對公司就享有絕對的控制權。然而隨著現代公司的發(fā)展,，絕對多數的控股權已經不再是判斷公司控制權的唯一依據,。公司 規(guī)模的擴張使得公司的股份持有處于較為分散的狀態(tài)，持有已經發(fā)行在外的股份雖少于50%的股東同樣可以對公司形成控制力[5],，可能出現一個公司10%的 股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余下90%的股份卻被不計其數的散戶分散持有[6]。此外,，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控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有時即使獲得了多數 持股比例也無濟于事，因此控制的手段可以是持股以外的其他表現形式,。

 

實踐中,，以持股比例作為衡量控制權的唯一標準過于僵硬，無法顧及每個具體的收 購個案,。比如,，我國上市公司羚銳股份（滬A600285），其前十大股東持股僅占公司總股本的21.98%,，第一大股東信陽羚銳持有9.44%的股份,。當 2008年10月馬應龍藥業(yè)取得5%的羚銳股份時，一躍成為公司的第二大股東,，市場上紛紛猜測其有收購羚銳股份的意圖,，讓信陽羚銳倍感壓力[7],。又如： 我國上市公司西藏旅游（滬A600749），其前十大股東持股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尚未過半,，2015年7月胡波及其一致行動人胡彪,，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集 中交易收購西藏旅游6.4%的股權，加上二人原來持有的股份合計持股比例達到9.59%,。市場上惡意收購的說法四起,，引發(fā)第一大股東國風集團恐慌，迅速提 起訴訟[8],。

 

控制是一個事實問題,。美國參議院委員會報告指出，“控制”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形式合法的控制以及實際上的控制……若是從法理上 對控制下定義比較困難,，因為獲取事實控制的途徑是難以窮盡的，不僅可以通過租賃,、持股,、訂約等常規(guī)方式來達到控制的目的，還可以結合其他因素形成新的途 徑,。眾所周知,，在特殊情況下僅持有少量的股份就可以形成對公司的實質控制，持股不再是實行控制的主要方式,，當其他條件與持股相結合時也能達到殊途同歸的效 果[9],。控制權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肮局卫韱栴}”應當是對處于緊張狀態(tài)的股東與公司（經營者）之間、公司（股東）與債權人（或者利益相關者） 之間的利益沖突關系（這些關系可以簡稱為“公司關系”）的歸納[10],。狹義來講,，公司治理是指有關公司內部組織機構和功能制約的制度安排；而廣義來講,， 公司治理則包括有關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這些決定公司的目標,，誰在什么狀態(tài)下實施控制,，如何控制，風險和收益如何 在不同企業(yè)成員之間分配等這樣一些問題[11],?？刂茩嗖⒉灰馕吨仨氈苯訁⑴c和支配一家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而是體現在對公司重大事務的影響力上,。因 此,，可以說,，控制權是指對公司的制度安排、財產處置,、人事變動,、發(fā)展目標等重大事務的決定能力。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權也就掌握了公司的經營命脈,，并且?guī)砜?觀的經濟或非經濟的利益,，對公司內部人來說是十分有吸引力的。

 

董事會中心主義已經取代傳統(tǒng)的股東會中心主義成為立法趨勢,，昭示著公司機關應當圍繞 著董事會來構造,。董事會作為負責公司經營的專門機關，其獨立性應該受到股東大會和監(jiān)事會的尊重,。凡董事依法律,、公司章程被賦予全權經營公司業(yè)務之權限行事 的，原則上具有排他性的效力,，股東不得任意干涉,。公司往往實際被控制在董事手中，股東最終的權力及對董事會的影響更多時候僅僅體現為提名和任命董事會成員,。

 

董事的控制權愈強,，公司與董事的利益分歧以及由此引發(fā)的代理成本問題也就愈突出。20世紀70年代簡森和梅克林提出了代理理論,，代理成本成為 一個學界的研究對象而被人們重視,。企業(yè)資源的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因雙方都具有各自獨立的效用函數并且都會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是產生代理成本的直接原因 [12]。當企業(yè)資源的管理者（董事）通過舉債,、發(fā)行股票等方式充分吸收外部資源時,，任何一個理性的管理者（董事）都會故意使在職消費提高，對工作卻放松 和懈怠,，而企業(yè)所有者又必須為這些在職消費買單,。管理人員與股東之間的利益分歧必然會使公司付出高昂的代價，代理成本由此產生,。代理成本問題同樣突出地體 現在公司收購中,。從法律關系上講，公司收購是收購公司同目標公司股東之間的交易行為,，目標公司董事的意愿并不成為公司收購成敗的關鍵,，但由于現代公司的所 有權和控制權處于“兩權分離”的狀態(tài)，目標公司董事可以通過積極引導,、提出建議,、私下暗示，甚至是大刀闊斧地采取反收購措施來抵制收購行為。反收購行為雖 然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起到防御惡意收購的作用,，但在大多數時候成了目標公司董事調動公司的資金和資源來保住自己位置的戰(zhàn)爭,，而在這場“防御戰(zhàn)”中，目標公司 股東的利益往往被忽視甚至犧牲,，而公司收購外部治理的功效更無從談起,。

 

制度經濟學理論將企業(yè)的控制權收益分為控制權公共收益和控制權私有收益兩 種。其中控制權公共收益可以直接反映在公司的賬戶上,，例如公司利潤,。由于控制權公共收益要由全體股東按照持股比例分配，所以又稱為共享收益,。而控制權私有 收益常以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且被控制性股東獨占。一般來說,，被收購企業(yè)的控制者會因為企業(yè)的兼并而失去控制權,，相應地也會喪失控制權帶來的收益，所以 控制權與利潤索取權的分離為企業(yè)的兼并設置了障礙,。公司收購的法律特征之一就是以取得目標公司控制權為目的,。很多情況下，公司收購極有可能導致目標公司董 事喪失對公司的現有控制,，從而損害董事的個人利益。董事的自利性本性必然誘發(fā)其對收購采取抵抗措施[13]：或者采取積極的反收購措施,；或者與收購者私下 進行控制權交易,；或者放任自己的職責消極怠工。

 

總之,，依賴處于嚴重利益分歧之中的目標公司董事自覺為公司最大利益行事,，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奢望。因此,，規(guī)制目標公司董事的行為,，建立嚴格有序的義務責任體系是十分必要的。

 

二,、利益分歧在收購中的體現——積極與消極

 

西方古典經濟學認為,，人都希望以盡量少的付出來換取最大的收獲，即把人當作“經濟人”來看待,，一切行為都是以追求物質利益為目的的,。公司法人，作為市場經濟 的主體,，有著自己的利益目標,。公司的股東、董事、職工,、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亦是各自的經濟人，而非公司的附庸,，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才將自己的財富、勞 動等資本投入到公司的運營之中,。

 

在公司正常運營情況下,，盡管公司內部不同的主體之間存在利益沖突，但在某些方面的利益仍然是一致的,，這些利益與公 司的發(fā)展前景密切相關,，例如公司盈利的增長、市場占有額的擴大,、企業(yè)的社會形象等等,。同時，這些共同利益也會影響到他們各自的經濟利益,。公司之所以成為一 個獨立體,，亦因為各方存在共同利益，公司的管理者們將這些共同利益視為公司利益,，努力使其最大化,。

 

但是，當公司進入收購時期并成為目標公司后,，對 公司利益的傳統(tǒng)認識在此不再繼續(xù)適用,。收購引起的目標公司的控制權的改變，使共同利益不復存在,。在公司收購中,，對于目標公司而言，其最大利益不只是持續(xù)經 營那么簡單,。從長遠來看,，公司的存續(xù)應該與每個成員自身需求的滿足以及公司經濟效益的增加結合，從社會角度整體來看,，企業(yè)還兼具提升國家經濟實力的社會責 任,。如何充分利用目標公司的現有資源，是決策者在考慮是否應該接受收購目標公司的要約時必須要考慮的因素,。當公司的管理者無法挽回目標公司舉步維艱的經營 狀況時,，將其出售不失為一個良策，既能使公司的資源重新得到配置,，又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各方利益的損失,。

 

此時共同利益不復存在,，目標公司各成員之間 的利益差別浮出水面。比如在收購中,，股東的利益追求是高額的股票溢價,；職工的利益目標是穩(wěn)定不變的工作待遇；債權人則期待自己的債權得到繼續(xù)清償,。這就帶 來了各方利益主體之間錯綜復雜的利益分歧的爆發(fā),，公司與股東之間的利益分歧、公司與職工之間的利益分歧,、公司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分歧,、公司控制人與中小股 東之間的利益分歧，等等,。不過其中最重要的是,，董事與目標公司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利益分歧，直接影響著收購目標公司所支付的對價,。

 

收購者收購目標公 司的目的就是從現有的控制者手中取得控制權,，委派自己的代表經營管理目標公司。目標公司一旦被敵意收購,，公司控制權易手,，原來的董事往往會被逐出董事會，喪失高額的年薪,、津貼以及顯赫的地位,。即使是友好收購，目標公司董事也要與收購者尋求妥協(xié),，放棄部分現有利益,。所以收購時，目標公司董事的利益與公司的整 體利益是不同的,，特別是與股東的利益，盡管要約收購的確有利于公司,，但董事基于失業(yè)的恐懼,，很有可能拒絕一切報價。

 

在對目標公司的敵意收購中,，收 購者通常會以高于市場價的價格為誘餌,，使目標公司的股東拋售其股份，股東們從敵意收購中獲益頗豐,，但董事們的利益卻遭到了損害,。其一，只要收購成功,，目標 公司的董事們很可能被撤換,，短期內另謀他就并且恢復原來的高薪待遇是不容易的。董事們長期的工作經驗以及對原公司的了解和熟知程度是其他人無法企及的，如 此匹配的人才卻不能用到合適的崗位,，這無疑是對專用人力資源的浪費,。無論如何，下崗和減薪是目標公司被成功收購之后經營者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大利益損害,。其 二,，董事們會喪失其原有的潛在利益，比如職場上的聲望,、對目標公司的控制權等,。因此，無論收購者的意圖是友好的還是惡意的,，為防止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目 標公司的董事們必定會采用一系列反收購措施，使收購計劃難以得逞,。例如,，目標公司的董事們事先與他方訂立合同，若公司被收購就要立即償還金融機構的貸款或 支付他人補償金,，使收購者欲罷不能,；或者將董事會分級分期，并且設置雙重資本結構,，即使股份發(fā)生了轉移,，收購者也難以獲得控制權或控制董事會；甚者,，經營 者們會大量增加公司負債,，改變公司的資產結構，以期破壞收購者的胃口,，等等,。盡管這些措施有可能使公司以及各方的利益受到損害，并且董事們自己也是得不償 失,，但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即使飲鴆止渴也在所不惜。

 

目標公司董事在收購中的決策行為,，特別是反收購措施的行為,，總是被冠以動機不純的標 簽。無論是在友好收購中,，還是在敵意收購中,，目標公司董事是否尋求個人利益都會受到質疑。友好收購中,，董事可能會在新公司中保留一個職位或是獲得額外的補 償,；敵意收購中,，董事可能是為了保全自己的位置而努力斗爭，讓公司繼續(xù)存續(xù)[14],?！澳繕斯镜墓芾碚邆兘洺Ｌ幱谝环N高危的工作環(huán)境當中，身邊充滿了誘 惑,，他們會以維護他們自身和公司內部各方主體的利益為托辭（例如低估了公司股票市值）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以犧牲公司財產為代價來打敗收購者（花公司的 錢心安理得），更甚者去損害股東的利益（例如以較高代價造假,、訛詐）,，很少有管理者能夠經受住這些利用職務之便就可以帶來好處的巨大誘惑?！盵15]

 

美國學者Eisenberg對于股東與公司管理者之間的利益分歧做了詳細的解釋,，認為股東與公司管理者之間的“利益分歧”[16]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 情況可以稱為公司管理者的“懈怠”,。有的管理者追求寬松的工作環(huán)境,，不愿意花心思去對付各種變化和挑戰(zhàn)（例如技術革新），這對他們來說是在享受一種潛在利 益,。此外,，有的公司管理者通過不正當的謀私交易將公司資產為己所用，得到額外的利益,，這是第二種情況,，被稱為傳統(tǒng)型利益沖突。第三種情況叫作職位利益沖 突,。由于公司的高管擁有相對的自主權,，他們不惜以犧牲股東們的利益為代價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增強自身的權力，導致了該種利益分歧的出現,。職位利益沖突可以 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例如，管理者會濫用手中的權力,，使其工作受到他人的監(jiān)督極其困難,；管理者也可以設置高壘，致使公司很難以其工作效率低或者其他事由 為借口將他們替換掉,；管理者甚至能夠通過擴大公司規(guī)模來增長權力,、提高聲譽以及增加薪酬,，即使公司規(guī)模的擴充沒有給股東的財富帶來增長,，等等。

 

在現實當中,，職位利益沖突相較于其他兩種利益分歧而言更加嚴重,。因為部分管理者認為自尊與辛勤工作和個人成就息息相關,，強大的自尊會使他們拒絕慵懶。多數的 管理者也會克制自己,，不去從事假公濟私的勾當,，因為他們內心深處受到道德準則的約束。然而,，自尊與道德的力量在職位利益沖突面前還不夠強大,。管理者們的自 尊通常源于他們在公司不平凡的身份地位，而用道德標準去衡量高管們?yōu)榱遂柟唐渖矸莸匚凰扇〉男袨?，實屬不易,。甚至有的管理者不認為有職位利益沖突之說， 那些擴充公司規(guī)模,、促進多元化發(fā)展的行徑,，雖然意在鞏固他們管理者的地位，而實際上是有利于股東利益的[17],。

 

本文認為,，目標公司董事與公司之 間的利益分歧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積極的利益分歧,，導致利益沖突行為,；一種是消極的利益分歧，引起利益背離行為,。目標公司董事的利益沖突行為,，是指目標公 司董事與公司之利益發(fā)生矛盾，董事以積極的行為參與收購決策或是采取反收購措施,，目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私利,。目標公司董事的利益背離行為，是指目標公司董 事因與公司之利益發(fā)生偏離,，以消極的心理應對目標公司被收購,，在收購決策中表現為懈怠、散漫或魯莽行事,。至于美國學者Eisenberg認為的第三種利益 分歧——管理者的職位利益沖突,，可以作為動機不純行為歸到傳統(tǒng)的利益沖突行為當中。

 

三,、利益分歧的救濟途徑——董事義務的強化

 

公司收購時 目標公司董事此時的地位最為微妙,，其是雙重利益的代表——公司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代表。一方面,，董事是目標公司現行經營管理活動的中樞,，由其代表公司法人從 事民商事行為，在收購中對各利益主體間的利益分歧進行平衡,，負有讓公司股東免受損害的受信義務,。另一方面,，董事本身是一名獨立的經濟人，在收購過程中與目 標公司存在嚴重的利益分歧,，其很難抵御為自己謀求利益的誘惑,，又很容易因自己利益受損而對公司利益喪失責任心。作為公司的管理經營者的董事在收購過程中往 往成為各種利益關系的糾葛點[18],。

目標公司董事存在著控制權濫用的可能性,。首先，目標公司董事擁有對收購事務極大的決定權力,。雖然公司收購時 股東享有最終決策權,，可以選擇退出公司出售自己的股票，但是目標公司董事對收購的影響力是十分強大的,。在股東會決策模式下,，董事可以以自己的收購建議左右 股東在收購最終決策上的意見，可以積極地促成友好收購或是管理層收購,，還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采取適當的防御措施,。在董事會決策模式下，目標公司董事對 收購的控制權更大,，除了影響股東意見外,，還可以廣泛地采取各種反收購措施來直接對抗收購，達到存續(xù)目標公司的目的,。所以在收購中,，即使法律規(guī)定某些事項必 須經股東大會批準，在實踐中也往往以通過董事會的提案而告終,。

 

其次,，目標公司董事的控制權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由于股權高度分散,，多數股東既缺乏經營 管理的技能,，又不太關心企業(yè)的經營，公司的業(yè)務執(zhí)行不得不委托給股東以外的專門機構,。股東如果想要監(jiān)督董事,，必須在時間和金錢上追加投入力度，而這種做法 并不能使其個人獲得更多益處,，因為股息和紅利的分配一般僅僅取決于持股比例的多少,。上述股東的“搭便車”心理導致了在對董事控制權監(jiān)督的問題上表現出一種 “理性的冷漠”。另外,，即便可以通過持股比例對董事會施加影響,，但是公司收購所涉內容的專業(yè)性也大大影響了股東對董事控制權的有效監(jiān)督，知識的缺乏，很容 易使得股東對董事會的決策聽之任之,。

 

再次，目標公司董事與公司之間的利益分歧為董事濫用控制權創(chuàng)造了動機,。目標公司董事與公司及其股東之間的利益 分歧是收購中的核心問題,。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假設加上收購時共同利益的不復存在，使公司和董事的利益分歧成為必然,?！霸阱X財的處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為他 人而盡力,，而私人合作公司的伙員,，則能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董事們監(jiān)視錢財用途,，像私人合作公司的伙員那樣用意周到，那是很難做到的,?！@ 樣，疏忽和浪費,，常為股份公司業(yè)務經營上多少難免的疑竇,。”[19]在公司收購中,，目標公司董事常常濫用其控制權采取反收購措施,，侵害公司及股東的利益。

 

由此可見,，目標公司董事的義務責任體系應該建立在對利益分歧的分析上,。公司正常經營時，因為共同利益的存在,，公司各方主體可以在公司的穩(wěn)定發(fā)展,、繁榮興旺的 共同目標中實現自己個人利益的提升，所以,，公司正常經營時利益分歧只是偶發(fā)事件,。然而，如果目標公司面臨收購,，各方利益主體無論在地位,、權利、心理上都會 發(fā)生重大變化,，公司控制權的交替,，直接關系到他們現有和預期利益的喪失，此時利益分歧成了公司收購中的常態(tài),，特別是董事與目標公司之間的利益分歧是急待解 決的問題,。因而,，必須以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范方式來制定目標公司董事的義務，從收購中利益分歧的具體類型入手,，建立目標公司董事完備嚴格的義務責任體系,，以達 到規(guī)則其濫用控制權的目標，從而實現對利益分歧的有效救濟,。

 

針對目標公司董事和公司之間的積極利益分歧,，應當加強目標公司董事對公司負有的忠實義 務，特別體現在利益沖突行為的禁止上,。如果公司的控制權易手,，首當其沖被波及的就是目標公司董事，替換無能低效的管理層一直被認為是收購的價值之一,，目標 公司董事有充足的動機去抵制收購或用收購進行交易,，以犧牲公司整體利益來換取自己利益的保存，而董事現有的控制權又為董事積極行為創(chuàng)造了條件,。目標公司董 事的利益沖突行為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這些行為往往都有合法的外衣，比如管理層收購,、采取反收購措施等,，一般都得到了有效程序的授權或批準。這類利益沖 突行為在收購中因具有雙重利益——兼具公司利益和董事利益,，是不能絕對禁止的,，而且是在收購中經常出現的形式。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相對客觀的忠實義務判斷 標準,，督促目標公司董事履行忠實義務,，保證目標公司董事的行為不損害公司利益。

 

目標公司董事和公司之間的消極利益分歧同樣存在,，為了防止消極利益 分歧帶來的利益背離行為,，有必要重視目標公司董事對公司的注意義務。以往在提及董事的注意義務時,，總是關注董事魯莽,、大意或懶惰的行為對公司造成的損失， 而缺乏對董事主觀意識形態(tài)的探討,。本文認為,，消極利益分歧是造成目標公司董事在收購決策中違反注意義務的原因。大部分公司收購并沒有給公司董事帶來利益,， 反而使董事的現有利益受損,，在這種情況下，董事不因私損公已屬不易，很難再對公司的收購事務產生所謂的積極性和企業(yè)家精神,。這種消極的心理,，讓目標公司董 事做出對目標公司的利益背離行為。比如未向利益相關者及時披露收購信息,，談判討價還價不努力盡心,，怠于參與或躲避收購決策，倉促敷衍應對收購要約,，不愿花 費金錢和精力聽取外部獨立專家的意見等等，不一而足,。消極利益分歧導致的利益背離行為,，更隱蔽無聲地侵蝕著目標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必須用嚴格的注意義務 制度加以規(guī)范,，特別是不能以傳統(tǒng)的經營判斷規(guī)則來降低目標公司董事的注意義務,，而應建立更符合收購特殊情況的判斷標準[20]。

 

結論

 

當然,，積極利益分歧與消極利益分歧只是對主觀意識的一種分類方法,，應用時并非絕對，很多時候目標公司董事的某一行為可能既受積極利益分歧的誘使,，又受消極利 益分歧的影響,，是兩者共同作用的混合；誰也無法還原目標公司董事當時的內心活動,，作為事后的判斷,，我們也只能從其行為上分析其心理動態(tài)。因此,，實踐中總是 將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結合起來,，綜合判斷目標公司董事的某些具體行為。英國法由于更強調維護股東對股份的處分權,，主要以董事忠實義務為核心來規(guī)制目標公司 董事的行為,，但是在其公司法中也規(guī)定了董事對公司謹慎、勤勉的義務,。美國法給予董事更多的經營自由,，因此創(chuàng)設了經營判斷規(guī)則對董事的商業(yè)判斷行為進行保 護,，不過在公司收購案件中適用該規(guī)則的一個前提就是由目標公司董事必須證明自己履行了對公司的忠實義務。綜上所述,，在判斷目標公司董事的行為是否合法時， 將忠實義務與注意義務完全割裂開來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作者簡介：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

 

注釋：

[1]美國公司法學者Melvin A. Eisenberg在其論文《公司法的結構》中提出了利益分歧這一概念（See Melvin A. Eisenberg， “Structure of Corpo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89,，1989， pp.1471-1472.）,。利益分歧（diversification of interests）直譯應為利益多樣化,，本文認為采用利益分歧的譯法更能體現公司各方利益主體間利益的不同趨向,。

[2]朱錦清：《證券法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頁,。

[3]劉俊海：《論公司并購中的小股東權利保護》，載《法律適用》2012年第5期,。

[4]周友蘇：《我國公司并購的類型化研究》，載《經濟體制改革》2011年第1期,。

[5]施天濤：《公司法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47頁,。

[6]Black's Law Dictionary,， 8 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2004， p.329.

[7]殷澤：《馬應龍舉牌羚銳反收購壓力增大》,，載《經濟視點報》，2008年10月30日,，第A05版,。

[8]《西藏旅游（600749）十大股東》,，倉位在線網,，http：∥cwzx.shdjt.com/gpdmgd.asp,？gpdm=600749,，最后訪 問日期：2015年11月3日,。《一天之內買入6.4%股權,，西藏旅游遭惡意收購,？》，網易網,，http：∥news.163.com/15/0805 /18/B09BOFNM00014JB5.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5年11月3日,。

[9]See H. R. Rep. No.85，73d Cong.,，1 st Sess.14（1933）,。

[10]徐曉松：《公司治理：“結構”抑或“問題”》，載《政法論壇》2013年第6期,。

[11]參見趙忠龍：《論公司治理的概念與實現》,，載《法學家》2013年第3期。

[12]汪青松,、趙萬一：《股份公司內部權力配置的結構性變革——以股東“同質化”假定到“異質化”現實的演進為視角》,，載《現代法學》2011年第3期。

[13]趙萬一：《公司收購中目標公司董事信義義務研究》,，載《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14]Celia R. Taylor， “A Delicate Interplay： Resolving the Contract and Corporate Law Tension in Mergers”,， Tulane Law Review,， 1999， p.571.

[15]Robert. C. Clark,， Corporate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6,， p.588.

[16] Melvin A. Eisenberg,， “Structure of Corpo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89,，1989,， pp.1471-1472.

[17] Melvin A. Eisenberg,， “Structure of Corporation Law”,， Columbia Law Review,， Vol.89,，1989,， pp.1471-1472.

[18]張麗瑩：《敵意收購中目標公司董事義務的規(guī)定》，載《法制與經濟》2011年總第279期,。

[19][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12頁,。

[20]鄭佳寧：《美國經營判斷規(guī)則在公司收購中的適用——兼論對我國目標公司董事注意義務之啟迪》,，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