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交易的便捷性和高效性的提高,，格式條款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不管在電子商務領域,，還是在傳統(tǒng)商業(yè)貿易中,，都有各種各樣的格式條款。由于格式條款的訂立與生效規(guī)則特殊,，因此,，《合同法》第39條至第41條明文規(guī)定了格式合同（條款）的成立、解釋和效力,，并對格式條款的履行做出了額外的限制,。而格式條款的效力有無及其強弱，則有賴于法律執(zhí)業(yè)者對格式條款解釋規(guī)則的理解和應用,。

 一,、問題的緣起

 （一）格式條款的立法目的與解釋目的

格式條款是企業(yè)壟斷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社會結果在法律上的反應。從自由主義盛行時期恪守當事人自由選擇的原則,，到格式條款呈現(xiàn)出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貶損社會公平的傾向，【1】司法機關開始對格式條款的內容進行限制,。這種限制一方面是對合同法本身的契約自由精神的維護——即格式條款應當符合一般合同條款的原則性規(guī)定,，另一方面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如果廢除格式條款,，大量交易將會因為傳統(tǒng)合同規(guī)則的束縛而受損——大量沉沒成本的發(fā)生對于市場主體來說實質上是純粹經濟損失,。顯然，由此可以看出,，在追求交易安全與鼓勵交易的價值權重上,，立法者很難過于偏重其一，因為偏袒任何一方,，都有可能矯枉過正,。最安全的辦法，毋寧是一方面保留格式條款,，使之發(fā)揮便捷快速的交易功能,；另一方面設置嚴格的適用規(guī)則，做好格式條款提供方與接收方的價值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格式條款的立法目的并不是如大多數學者所說的一樣,，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如果說消費者是弱勢群體,，那么立法的根基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立法上的傾斜只會導致適用上的嚴重不平等。立法者對于規(guī)則的考量,，正如上述分析,，應當是一種價值平衡的選擇，因此萬不可將立法目的等同于解釋目的,。

格式條款的解釋目的是保護交易中的弱勢一方,，以填補實質上的不平等，并向立法目的靠攏,。由此,，我們才能明確格式條款的解釋實際上的價值追求，才能選擇好解釋的力度和方法,。

（二）格式條款和格式合同的區(qū)分

格式條款是一種標準化,、定型化的合同條款，具有合同條款的一般特征,，在我國的《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險法》以及《海商法》中均有相關規(guī)定,。然而,，各項規(guī)定的表述存在區(qū)別，例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采用“格式合同”的表述,，將格式合同與“通知,、聲明、店堂告示”并列立法,。從文義解釋的角度看，格式條款是格式合同的組成部分,，格式合同是格式條款的集合,。但是，這種機械的解釋將會導致適用上的困境,。換而言之,，這種將消費者與賣家訂立的合同解釋為格式合同將會導致消費者受保護的范圍大大縮小，而權利受損的范圍大大增加,，尤其是在格式條款廣泛地存在于一般合同中的情形下,。因此，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目的上來看,，出于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宗旨,，此處的“格式合同”應當被解釋為“格式條款”,。

因此，對于格式條款和格式合同的區(qū)分方法,，我們應當采用目的解釋的方法,，將格式合同回歸到格式條款這個最小單位，以突破千差萬別的表述,，將特殊規(guī)定與一般規(guī)定關聯(lián)起來,。而對二者的解釋規(guī)則的應用上，則少有差異,。因此,，本文著墨于格式條款的解釋規(guī)則,。

二、格式條款的解釋規(guī)則

（一）格式條款解釋的特殊性

對于格式條款的解釋,，同一般合同條款一樣，需要考量合同目的對之作體系化的解釋,，以探求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真意。正如臺灣學者所言,，“所謂對合同真意的探求在街市上已不具有異議，重要這不在于個人之意義而是就條款內容對社會之意義來探究,，蓋顧客于此種情形下可謂大量當事人由偶然之選擇而已。從社會學上看來其締約可謂被迫表示愿意受束,。”對于真意的探尋乃對一般合同條款的解釋目的,，對格式條款的解釋亦遵循這種一般化原則,。同時,，格式條款又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不僅僅限于一般的解釋目的,，況且它還有例外的解釋規(guī)則。

格式條款本身是格式條款提供方基于重復使用的目的而擬定的,，因此，格式條款的訂立程序并未通過磋商談判。此外,，其適用對象也并非特定的，擬制格式條款的一方往往是為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公司和企業(yè),，即便交易對象不同,，也不影響預先擬定的格式合同的內容,。交易對象只能選擇接受或不接受合同條款，而不能與格式條款提供方討價還價,。姑且不論內容正當與否，格式條款訂立程序上的特點就決定了一開始的不平等,。因此，在解釋格式條款時,，應當考慮到獨立于案件紛爭之外的條款內容,，要考慮到多數人的利益,。因為格式條款并非為某一特定合同而設立，而是針對大多數合同的基礎,。

（二）格式條款的一般性規(guī)則

對格式條款也應當做最一般、通俗或者符合行業(yè)習慣的理解,，以訂約者通常的,、合理的理解為格式條款進行解釋,。不應把各個具體的訂約環(huán)境或特別的意思表示作為解釋合同的考慮因素，據此探求個別當事人的真實意志,，而應超脫于具體環(huán)境及特殊意思表示,。《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guī)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fā)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這一規(guī)定即是對格式條款本身的特殊性有所認識，從而制定的格式條款的一般解釋規(guī)則,。從體系解釋的角度看，這種解釋方法是邏輯自洽的,。

（三）格式條款的特殊解釋規(guī)則

1、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沖突時的解釋規(guī)則

簡單的“非格式條款優(yōu)先”并不能夠完全形成此種情形下的合理解釋,。應當看到，非格式條款非絕對優(yōu)先于格式條款,，無效或者可撤銷的非格式條款同樣要讓位于合法有效的格式條款的適用。此時,，無效和可撤銷就是限制非格式合同效力的重要情形,。然而,，格式條款的效力也會受到后文所述的適用規(guī)則的限制。在我們關注解釋規(guī)則的時候,，同樣不能忘記出發(fā)點——探求真意,，而非僵化地理解非格式條款的優(yōu)先性,。立法中所述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是對大概率事件的蓋然性表述，我們既要注意到非格式條款不生效,、無效或可撤銷的情形,，又要注意到條文的本意——即有效的非格式條款實際上離當事人的真意更近，因而優(yōu)先于有效的格式條款,。

對于優(yōu)先的理解,，存在一個相對的“劣后”條款的效力問題,。《合同法》規(guī)定,，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此時,，格式條款是否因為與非格式條款沖突而無效了呢？此外,，通過合同效力的考慮，對于成立但尚未生效的非格式條款而言,，如果生效的格式條款是否優(yōu)先適用呢,？我認為這兩個問題的提出意義在于喚醒了對理解這一解釋規(guī)則的適用前提的必要性——僅當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的內容存在沖突時適用,，而非在任何時候都適用。二者的效力問題與優(yōu)先適用問題并無牽連,，只要二者的內容不存在沖突，倘若生效時點不同,，就只需要按照合同約定履行即可,；如果二者的內容存在沖突，且存在效力之有無的問題,，則有效者當然應予以適用,；如果內容沖突的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效力存在先后的問題，那么應當適用第六十二條的解釋規(guī)則,，即采用非格式條款。此外,，由于“沖突”之義在于內容上的“不一致”,。因此,，這種不一致不存在中間狀態(tài)，此時的格式條款與非格式條款是非此即彼的狀態(tài),。因此,，“采用非格式條款”的另一層含義在于與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格式條款失效,。

2、約定不明時的特殊解釋規(guī)則

羅馬法有云：有疑義就為表意者不利之解釋,。如上所述,，格式條款的訂立程序不同于一般的合同條款,；此外,，基于法律是最低限度道德以及近現(xiàn)代民法上的經濟理性人假設，立法者對格式條款提供方更有可能在格式合同中加入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的內容。因此,，為了防止歧義對合同相對人的不利影響,，法律規(guī)定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

與上一條規(guī)則相比,，本條規(guī)則的適用前提是“約定不明”，與上述“不一致”的這種非黑即白的涇渭分明的狀態(tài)不同,。“約定不明”存在中間狀態(tài),，憑借任何一端都無法判定哪一個才是當事人的真意,。從發(fā)生原因上來看,，歧義實際上是由條款的擬定者造成的。因而,，依據意思自治原則,，合同的擬定者必須為自己的表意不明承擔責任,。此外,，還需注意的是，本條規(guī)則的運行環(huán)境是格式條款本身,，不涉及與非格式條款的關系。

但是,，《合同法》中所規(guī)定的關于合同質量,、價款、履行地點,、期限、方式,、費用約定不明時,，是否依照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的規(guī)定進行解釋的規(guī)定,，是否適用于約定不明的格式條款,？有的學者還提出了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與本條解釋規(guī)則參照適用的意見,。殊不知，這實際上混淆了格式合同本身的立法目的和立法對一般合同的保護宗旨,。格式合同正是由于其特殊性,，從內容上和形式上區(qū)別于一般的合同,，具有單方擬定的特征,。因此,，對于格式合同條款的內容約定不明的情況下，涉及的是格式合同的特殊性領域,。因此,，當格式合同有兩種以上解釋，即約定不明時,，應當做出不利于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而不能適用一般合同約定不明時的解釋規(guī)則。這種看似傾斜的利益保護其實依然是合同法意思自治的體現(xiàn)——在合同訂立環(huán)節(jié),，格式條款的提供方依據自己的意思制定合同，并且合同向對方只有接受和不接受的選擇權,，這無疑擴大了格式條款提供方對于合同相對方的選擇權,。因此,，格式條款從產生時起，格式條款提供方即有諸多權利,。依據誠實信用原則,，自己責任自己承擔,，格式條款提供方應當承擔格式條款內容發(fā)生歧義時的不利益。

三,、對格式合同無效的體系解釋問題

格式條款作為合同條款一部或全部,，本身具有效力判斷的問題。合同法規(guī)定了格式條款的無效情形,，即具有無效合同的五種情形——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此外格式條款中如果存在造成對方人身傷害或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也無效,。前文已經指出格式條款產生風險的原因是單方提出,，因此,，對格式合同無效情形的規(guī)制應與非格式合同有所區(qū)別，即相對于非格式條款而言,，應當適當擴大格式條款無效情形,，適當加重格式條款提供方的責任和謹慎義務,，以做到風險與利益相適應。

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解釋（二）》第十條規(guī)定,，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條規(guī)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該格式條款無效,。從文意上來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規(guī)定了格式條款提供方的兩個義務,，其一是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請對方當事人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條款的義務；其二是按照對方的要求,，對格式條款進行說明的義務。然而,，《合同法》中并未對此種義務的違反做出任何不利評價,。因此,，《合同法解釋（二）》的規(guī)定有利于彌補此種缺陷,。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該司法解釋還將這種義務通過邏輯連接詞“并”與合同法第四十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的規(guī)定聯(lián)系起來,。那么,，格式條款提供方對于提請注意義務和說明義務的違反就應當與如下合同無效的一般條款無效的情形進行排列組合,，才能得出其懲罰性后果：1、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2,、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4,、損害社會公共利益；5,、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效力性強制性規(guī)定；6,、造成對方人身損害的免責條款,；7、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8,、格式條款提供方免除其責任；9,、加重對方責任的格式條款,；10、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格式條款,。由此,，從體系解釋的角度，格式條款提供方對于提請注意義務和說明義務的違反并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這種邏輯結果使得這兩項義務并不具有實效性,，似乎是一紙空文,。因為如果出現(xiàn)了前述的十種無效情形，每一種情形本身就可以依照合同法確定格式合同無效,，而不需檢索格式合同提供方是否有提請注意義務和說明義務的違反,。

從目的解釋的角度，正如前文所言,，格式條款的立法應當以價值權衡為導向,，在解釋方法和適用方法上適當傾斜，以填補實質上的不平等,。因此,，《合同法》課以格式條款提供方這兩項義務無疑是希望對格式合同的效力進行更加嚴格的規(guī)制。所以,，在司法實踐中,，不能僵化理解《 合同法（解釋二）》的規(guī)定，而應當以《合同法》本身的立法原意為導向進行解釋,。當然，從規(guī)范層面上而言,，關于操作規(guī)范的具體條款還有待進一步修正,。

結語：

格式條款特殊的解釋規(guī)則所體現(xiàn)的是利益權衡的理念，側重于對相對人的保護對于關乎格式合同效力的條款,，應當進行嚴格解釋,。比之于非格式合同的效力限制，格式合同所受限制更加嚴格,。格式條款是現(xiàn)代商業(yè)模式的產物,，在發(fā)揮其便利交易的功能時，在現(xiàn)有的規(guī)范基礎上完善適用規(guī)則和解釋技術,，更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實現(xiàn)《合同法》鼓勵交易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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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建遠: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2-63,。

注釋：

【1 】王利明.對《合同法》格式條款規(guī)定的評析.[J].政法論壇,199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