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的統(tǒng)一部署與著力推動下,，最高人民法院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以來，在設立跨行政區(qū)劃法院,、知識產權法院,、巡回法庭、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司法責任制、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健全司法人員職業(yè)保障制度及推進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省級統(tǒng)一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有力的探索與創(chuàng)新。在上述舉措中,，都貫穿著將法官作為審判權運行中心環(huán)節(jié)的改革思路與目標,，不論是突破地方區(qū)域對審判權運行的限制，還是打破司法人員原有類別的束縛,，最終都是為了烘托法官在審判權運行過程中的絕對主體地位,。尤其是當中央鄭重提出“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改革思路時,，實際上已經標志著中國法官已當之無愧地成為審判權的獨立享有主體,。

法官獨立審判權確立的深刻意義

一是符合審判權的判斷權本質。審判權是由法官依法行使的判斷權,。審判權的判斷權本質,，反映出其當然應當歸屬于法官個人的行為邊界以內,，通過法定程序的約束與限制，實現(xiàn)法官個人對審判權的裁量性運用,。法官獨立審判權的確立,，從程序法意義上將審判權的本質予以明確，有利于進一步推動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

二是符合審判權的中央事權屬性,。司法權系中央事權，這是在十八大以后被屢屢明確的基本概念,。審判權行使的依據是國家制定法,，這是舉國奉行的最高效力規(guī)范性文件。審判權的中央事權屬性就要求其應當由法官個人獨立行使,，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法院機構的地域性對審判權運行帶來的影響,。法院因審判工作需要可以設置在相應地域,，但各地法院的法官基于其獨立行使的審判權,，通過在每一個具體案件中適用法律的過程來折射出審判權的全國統(tǒng)一性與整體性。

三是符合審判權的運行方式,。審判權是民主性最為突出的公權力,。即使在法官獨任審判的案件中，審判權也必須經當事人雙方充分舉證質證,、闡述意見的規(guī)范程序來運行,。在組成合議庭審判的案件中，審判權運行的最終結論還應經由合議庭全體成員平等票決才能產生,。法官獨立享有審判權,，是合議庭乃至審委會等審判組織具備程序正當性的基礎，否則就難以真正從程序法治的角度闡釋審判權現(xiàn)行行使模式的客觀表現(xiàn),。

法官獨立審判權確立的發(fā)展方向

一是要進一步弱化法院的地域依附性,。法院作為一個現(xiàn)實機構，會面臨物質保障,、時空環(huán)境以及當地經濟發(fā)展大局的影響,，可能導致地域性對審判權運行的影響。因此,，要在今后的改革中進一步探索跨行政區(qū)劃法院的設置與完善,，弱化法院地域依附性，徹底實現(xiàn)審判權的中央事權屬性,，讓法官獨立享有審判權切實明確到位,。

二是要進一步弱化法院本身的主體性因素。理想狀態(tài)下，法院內部的科層管理體系,，只能存在于必要的行政管理事務里而非審判專業(yè)之中。法院院長可以就本院行政事務,、后勤保障以及其他有關事項行使院長職權,，但在審判業(yè)務中，院長僅應定位為法官群體中的普通一員,，依然應遵循訴訟程序法制以及審判權運行機制構建的規(guī)則體系,。因此，要在改革中弱化法院本身的主體性因素,，逐漸將其回歸至審判權運行的保障載體與法官辦案的時空場所,，避免出現(xiàn)以法院為主體減損法官行使獨立審判權的局面。

三是要進一步弱化審判職務的指令性色彩,。一方面,，審判職務有利于組織審判資源、協(xié)調審判事務,，為審判權的順利履行創(chuàng)造條件,；另一方面，審判職務又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著法官獨立審判權的行使,，比如審判長的傾向性意見可能會對合議庭其他法官產生心理暗示,，又如審委會主持人的表態(tài)也會對審委會其他成員造成影響，因此實踐中已經探索出審判長,、審委會主持人最后發(fā)言等相關規(guī)則來克服類似情況,。但只要審判職務依然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仍會產生源于職務高低的指令性色彩,，從而減損法官獨立享有審判權的意義和實際效果,。因此，在改革中要弱化審判職務的設置與影響力,，只保留法官等級實現(xiàn)“誰主審案件,，誰擔任審判長”以及審判組織內部沒有官職只有法官等級資深與否的區(qū)別，真正保障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